西开普大学
希诺乌约•姆库拉
2016年，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议推动开展疾病防治、传统医疗等医疗合作，共建“健康丝绸之路”。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促进了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的广泛增加将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医疗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医药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医药认可情况调查的基础上，主张完善双边合作机制，发展人文交流，加强中医药创新（The Mission, 2022）。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支持中医药，以帮助沿线带来健康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中医药的推广和交流仍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承认这些挑战，该领域的人们必须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医药现状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最终深入研究以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深入解释了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医药的战略以及目前所涉及的障碍。最后，有几点建议有助于加强中医药的推广（The Mission, 2022）。
“一带一路”起源于中国，但最终属于世界。它深深植根于历史，但专注于为所有人塑造未来。它主要关注的大陆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鼓励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参与。它是连接众多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和宗教、不同风俗和生活方式的桥梁。它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和平发展和经济合作，而不是建立地缘政治或军事联盟。它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渐进式发展，而不是排他性的集团或“中国俱乐部”。它不以教条区分国家，也不玩零和游戏。欢迎所有国家在觉得有必要时参与该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奉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聚焦政策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是一项创新举措，将概念转化为行动，将愿景变为现实，是一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的共享产品（The Mission，2022）。
由于 COVID-19 的遏制和大流行后的恢复，中国正在用新的内容扩大其对 BRI 的转型。在这些新的内容中，健康丝绸之路（HSR）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和外交语言中被视为中国新“一带一路”议程的主要优先事项。以高铁为代表，中国正在提出“一带一路”3.0框架——这一倡议不再强调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而现在更加关注高科技电信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和医疗服务以及其他医疗物联网（IoT）。其次，新的“一带一路”分支并没有像旧的“一带一路”那样由中国国有企业（SOEs）主导，而是将参与这些项目的民营企业（POEs）数量的稳步增长纳入其中。 POE通常被认为更有效和更先进。中国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参与高铁，以提高该倡议的整体能力（Habibi & Zhu，2021） 。
高铁区分新旧“一带一路”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向服务型和高科技领域的转变，以及民营企业参与度的扩大。 HSR成立于2015年，旨在加强中国与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在内的“一带一路”成员之间的医疗保健合作。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的全球影响，截至 2022 年 8 月，该新举措已成为 2020 年以来的主要优先事项，该流行病已感染超过 5 亿人，并导致超过 600 万人死亡（“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2022 ）。这个新的“一带一路”分支重点关注医疗保健领域和数字技术的医疗应用，已帮助西班牙、意大利、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以更快的速度从大流行的广泛影响中恢复过来。高铁已从单纯的医疗保健合作倡议发展为扩大中国用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投资关系的经济和外交战略 （Habibi & Zhu，2021）。
中医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一门发展了数千年的医学。在与众多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摸索，建立和发展中医药。中医历史悠久，但是一直在吸收和革新。它不仅被视为一种治疗过程，而且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医药治病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和谐、个性、朴素、防治的整体观。中医药是许多生命健康状况的有益贡献者，中国的“健康中国 2030”计划专注于抗击疾病和促进健康。 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化学家屠呦呦强调中医药对她的研究的影响，将中药抗疟物质青蒿素提升到“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的国际地位（Wang et al., 20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中医药或传统医药的历史悠久，当地传统医药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中医药贸易的爆发，中医药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新落地，中国与沿线许多国家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满了广泛希望。中医药在南亚流传已久，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国家是中医药在东南亚扩张的完美基础。该城市小国有中医机构30多家，中医诊所1000多家。新加坡卫生部已认可中医药管理局和新加坡中医药协调委员会，以推动加强中医药管理。另一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拥有 3,000 多家出售中药产品的草药店和 800 多名中医师联盟成员，其中大多数从事与中医相关的医疗实践。马来西亚卫生部一直在大力支持中医，但遗憾的是尚未承认中医师的注册。泰国政府承认中医的法律地位，只为中医从业者颁发临时执照，前提是他们通过了董事会考试。政府于 1987 年正式批准了《中草药法案》。全国有 800 多家中药店、10 家大型中药批发商和约 40 家中小型中药企业（Cao et al., 2019）。
越南一直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在全国有近两百家大型中药店和许多小型、中型中药店。每年有180多种中草药从中国出口到越南。目前，中国已有16家中药制药企业在越南取得经营许可。因此，从以上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不仅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近，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医药在东南亚国家的推广通常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Cao et al., 2019）。
中医药在西欧的进步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的20多个西欧国家看到，主要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德国是西欧国家中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国家，超过58%的德国人服用中草药。中草药在德国随处可见，德国银杏制剂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此外，中医已被纳入奎祖特研究所（Quetzut Institute）的植物药系统。法国是欧盟 (EU) 的第二大中药市场。 1952年，法国医学科学院承认针灸是一种科学的医疗实践。 1985年，决定将中医教学纳入医科大学课程。市场上有23,000家药店，其中10,000多家是草药和天然中药的主要销售渠道。英国草药市场价值约 6,500 万英镑，是欧盟第三大中药市场。鱼油是英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中药产品，因为它被广泛用于心脏保护。其他常用的中药产品有止痛药、止咳药和皮肤病产品。英国有1200多家中药药店，其中大部分是中药销售的主要渠道。此外，英国城市的许多社区医院都使用一系列草药来帮助治疗疾病。上述三个西欧国家被公认为欧盟中药产品的主要市场。正因为如此，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稳步扩张。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中医在西欧的扩张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Cao et al., 2019）。
没有证据表明中医药在非洲有广泛的传播，但其发展是稳定的。 1950年代，中国派出了一支医疗援助专家队伍前往非洲。在此期间，中医专家在应对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来，中医药治疗已融入南非、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国家医疗体系。针灸师也已合法获得在许多非洲国家执业的许可，青蒿素等几种传统中药产品已经在该地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2001 年，南非西开普大学 (UWC) 是非洲第一所开设自然医学学院的大学。 学校提供了一个为期 5 年的自然医学四个学科的培训计划：中医和针灸、自然疗法、植物疗法（西方草药）和 Unani Tibb 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目前分为两个独立的学位。第一个学位是补充健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三年完成。之后可以在上面列出的学科内完成两年以上的补充医学学士 (BCM)（“School of Natural Medicine Programmes”，2022 ） 。学校成立是为了响应南非联合卫生专业委员会 (AHPCSA) 控制下重新开放自然疗法专业注册。 UWC的自然医学学院在2018年改制前是南非唯一一所拥有高等教育部和AHPCSA资格的机构，有兴趣成为自然疗法师、植物治疗师、中医和Unani Tibb从业者可以就读，毕业后合法执业 （“UWC’s School of Natural Medicine Closes its Doors to New Students”，2018 ）。截至今天，中非中药进出口总额已达8,000万美元。 2,000 多名中医药从业人员被派往非洲，数百家中医药企业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为非洲人民提供中医药服务产业（Cao et al., 2019）。
中医传播面临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医药并非易事。通过收集和检查这些国家的医疗政策和中医药相关报告的数据，研究人员能够收集到中医药传播发展的困难。
i. 医疗政策限制和贸易障碍
“一带一路”沿线有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立法不尽相同。世界对中医药的认可程度也不尽相同。东南亚国家对中医药的认可度更高，从政府到公众的全面传播。中医药的立法和管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通常不那么普遍，许多国家仍然存在许多差距。中药的安全性经常被用作欧洲法律限制的理由。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建立统一、专业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和惯例。鉴于现代西医被视为国际标准医疗体系，大多数国家往往根据西医定量原则对中药的相关生产、检验和评估进行评价。因此，中药产品的注册和市场准入通常需要专门的指导。在上述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交流合作遇到了巨大的贸易困难。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国家的许多政策制定者积极推进中医药以满足其公民的健康和医疗需求。相比之下，为了保护他们在医疗行业的利益，一直不愿为中医药提供立法保护。中医药法律和技术限制的倾向导致中医药国际化程度降低（Cao et al., 2019）。
ii. 中西医的根本区别
目前，西方现代医学主宰世界医学体系，被认为是国际公认的医学标准。与传统的西医医疗体系相比，中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替代医学。西医更注重理性分析，建立在实验结果之上，而中医则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和谐思想，融合中国古代的天文、气象、地理等多种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中西文化都是中西医之源。然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不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对文化优越性的信念甚至导致他们认为西医是世界上唯一的医学方法。 中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可接受的，甚至是巫术 （Cao et al., 2019）。
iii. 中医缺乏创新
中医作为一种医学方法和中国文化的载体，需要同时采用和现代化，因为创新是改革的动力。目前，中医药治疗理论基础存在明显不足。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具有本质上不同的属性。因此，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传达。同时，现代文明的发展不接受过时甚至过时的对中医药的认识，因此需要对中医药理论进行剧烈而批判性的现代化，以满足公众的需求。此外，中医的诊断方法、辨证论治、给药方式等实用理论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和应用。许多中医治疗的应用理论仍然未知，这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合作退出。简而言之，中西医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需要中医从业者更多的投入和奉献来推动其改进（Cao et al., 2019）。
iv. 缺乏对民族医学服务的公众认可
民族医学是源自少数民族的医学的典型形式，以帮助对抗疾病的传播，是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复兴之路，要坚持不忽视少数民族医药的方针。过去几年，中国西北地区传统医院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民族医院的门诊和住院人数明显低于中医医院。例如，青海省的传统医院主要由民族医院组成，2019年有14家中医医院、7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和37家民族医院。但住院人数为157.2万人，住院人数为157.2万人。中医院门诊82,410人，民族医院住院73.7万人，门诊48,439人。这意味着中医医院的服务能力超过了民族医院（Liu et al, 2021）。
v. 中医药综合人才稀缺阻碍中医药国际化
健康专家对于医院发挥最大能力至关重要，而中医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中医发展的一个持续障碍。 2019年中国西北各省及独立地区“中医执业医师（含中医执业助理）人数”全国排名，陕西排名第18，甘肃排名第9，青海排名第7，宁夏排名第16，新疆排名22日，西北人口稀少，说明当地中医医师数量不高。中医的教学过程很少见，是以“师徒”的方式进行的。学习过程耗时，中医人才一直短缺。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医药服务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认可，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和需求也随之增加。国内中医院需要中医药人才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国际科室、开展海外医疗服务援助等。这样，更多的中医院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Liu et al, 2021）。
推广中医的建议
长期以来，中医药界人士早就应该全面考察政府间正在萌芽的合作机制，以积极推动已签署的双边中医药合作合同的落实。政府机构应继续开展中外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层交往。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加强政府间磋商和协调机制，以协助加强双方高级官员之间的互动，扩大与政府在中医药市场准入和监管方面的合作。如此一来，人们将更倾向于从全球视角协调解决重大挑战，为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奠定积极的政策环境。通过这种行动模式，中国政府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参与中医药创新，加强对中医药老字号的保护，倡导将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他们还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提供政策指导和财政资助。除了政府部门的协调和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外，中医药从业者有机会建立国际中医药信息中心，以改善沿线国家医疗信息的分发和交流 （Su, pp.102-138, 2015）。
消除贫困是世界共同目标，中医药在扶贫成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药具有“简单、有效、价廉”的独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药服务推动了马来西亚医疗体系结构的进步，人们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中医药的优势有可能加强区域基本卫生网络并减轻穷人的负担。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传播中医药扶贫知识，鼓励全球减贫，既能促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又能体现大国担当。 “一带一路”的援助将为“丝绸之路”沿线的贫困地区带来中医药技术支持，中方需要修改中医师培训计划。中医从业者是中医服务的主要贡献者，要提升中医药国际化水平，这些从业者应该克服语言障碍。通过加强对中医从业者的国际培训，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提炼服务意识，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Liu et al, 2021）。
中医药组织和从业者需要抓住孔子学院的机遇，助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目前，海外有四百多所孔子学院。通过将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科学融入汉语教育，人们将能够提高教学内容，对中医药文化有更广泛的了解。随着这一进展，中医专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协助提供讲座、提供医疗咨询以及与西方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孔子学院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讲座和免费临床服务，将带动中医药文化影响力的大发展。例如，2019 年启动了一项国际合作计划，西开普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签署了一项协议（Confucius Institute, 2022）。该协议的目标是加入中国和南非之间的新友谊、尊重与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可以为其他国家之间未来的相互关系树立一个模板。或许这可以发展成中文教育和中医文化。
同时，为有条件的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中医药交流中心提供必要的帮助，共同培养当地中西医双通的人才。例如，西开普大学中医孔子学院于 2022 年 5 月被浙江中医药大学授予海外“中医药教育与服务中心”地位（Confucius Institute, 2022）。随着网络教育的普及，中医药的国际英语在线课程应该由众多大学资助，以吸引更多对中医药感兴趣的外国观众和学生的兴趣。这可以通过在线教授课程的理论方面和在中医中心教授实践方面来完成，因为针灸需要精确，因为并非所有方面都可以在线教授。应筹集助学金和资金，以支持中医爱好者扩大中医的学习和体验（Cao et al., 2019）。
持证中医药跨文化交际者应具备以下至少三项能力：熟悉中医药文化，精通双语或多语技能，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笔者根据2017年暑假期间的问卷调查和反馈数据说明，大多数中医学生具有第一种能力，第二、第三能力有限。在中医药大学的讲师中，具有第一、第三能力的讲师数量较多，而具有第二能力的讲师比例较小。对于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来说，第一、第三能力远不及本土学生，第二能力扎实。因此，对于这三类在中医药跨文化交际中起关键作用的能力，显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提升。因此，核心目标应该是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和学生的双语能力，扩大教师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翻译能力。对于在中医药院校就读的留学生，首要任务是提高对中医药的认识，丰富他们热爱中医药、致力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文化意识（Qu, 2018）。
随着“一带一路”推动的旅游4.0时代，中医药旅游产业终将融入互联网。随着手机应用程序的不断扩展和现代化，改装和定制旅游在人们中越来越普遍。在专业应用程序的帮助下，可以实现远程医疗、移动医疗、电子处方实时下载等功能，是旅游4.0时代相比上一个时代最明显的提升。这将使消费者能够更加体贴自己的健康，通过定制和修改健康旅游计划，使用户更容易塑造医疗信息服务的组合，如参观养生文化基地、在线购买养生产品 ，方便获取电子处方等。可见，互联网在这个时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尽快形成中医网络信息程序，包括必要的网络软件，以加快中医的进步（Qu, 2018）。
重要的是要考虑语言翻译的方法，以使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属性在国际游客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实现扩大中医药文化的目标。中医文化旅游翻译不需要深入了解中医晦涩的理论和术语，多强调中草药的使用和影响，甚至是一些神秘的传说。翻译方法应考虑游客的心理和文化反应。语言和内容的偏好应有助于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应突出“目的翻译”的推广：直指受众，注重效果。“目标受众”是译者将中医药产出的国际接受纳入翻译思维的术语。 “目的翻译”的主要目标是强调文化接受（Qu, 2018）。
目前中医药发展速度缓慢是由于中国医学知识获取不足，中医药产品价值被剥夺，中医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中医药从业者千万不要为了中医药知识的自我完善、自我创新而参与到中医药的开拓中去。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也应由公众自行研究，形成思路清晰、组织合理的理论体系。考虑到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疾病预防中的巨大作用，中医药公司应该愿意资助药物研究人员和产品设计，以支持一系列新品牌的中医药产品和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服务。政府组织可以协助创造进步以加快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立法，对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协助营造中医药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真正繁荣的环境（Cao et al., 2019） .
结论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现状。尽管还面临一些复杂情况，但有一些解决方案可以帮助鼓励其扩张。中医药蕴含着中华文明许多独特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具有恒久的感染力。 “一带一路”为中医药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拓展、交流和自我更新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在海外推广中医药，因为它可以为全球健康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构建全民健康共同体做出贡献。认识到上述困难，中医药的发展将超越现状，中医药在国际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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