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资料图 中新社发 翟羽佳 摄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曾判断:中国自2008年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然而自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连续趋缓,到2015年增速仅6.9%,并没有实现他的预言。
为何会如此?12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林毅夫进行了详尽解析。
“一种植物能长多高是基因决定的,这是潜力,是不会变化的;但实际长多高,要看气候、土壤、水等条件。”林毅夫强调“增长潜力”与实际增长之间的不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差距,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可通过引进的方式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大降低成本和市场风险,所以劳动力生产水平提高速度比发达国家快。这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是潜力。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后发优势,中国已经用了二三十年,还有什么优势?有的学者较为悲观,认为如果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经济增速就会慢下来。
“这种分析并没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林毅夫指出,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达到1.1万美元分别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人均GDP分别是美国的65%、60%和50%。而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30%。这代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生产水平差距大多了,后发优势潜力就大多了。
林毅夫提出,应该比较其他经济体在与中国处于同样技术与产业差距水平时,此后表现如何。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和韩国1977年时的水平。此后,后发优势让这些经济体保持了20年的高增长,日本平均每年9.2%、新加坡8.6%、台湾地区8.3%、韩国7.6%。
“这就是我讲的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8%增长潜力的推论来源。”林毅夫说。
有这样的潜力,为什么这几年中国增长速度不断趋缓?
有国内外学者分析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等内部问题。林毅夫坦言,中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但要对症下药。他并不认为这段时间下滑的主因是内部因素。
比较与中国同等发展程度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如日本、欧洲,他发现2010年后经济增速都在下滑,且下滑速度比中国更快。这说明有共同的外部因素或主体因素。
认识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主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才能更好地进行改革。毅夫说,短期能释放投资和消费积极性、长期又能提高效率的改革,应该先行,如简政放权、降低税费、二孩等。有些改革可能在短期会降低投资和消费经济性,就应该审时度势推进。
此外,林毅夫指出,因为经济下滑相当大的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所以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反周期措施。而中国宏观政策已讲得很清楚:要在维持总需求稳定增长的条件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
评论
延伸阅读
无相关信息
论坛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