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与进”：欧盟一体化何去何从

（《当代世界》2016年3月刊 作者系张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

经济进入温和复苏通道，内忧外患不断，但应对挑战寻求突破也正当其时，2016年的欧盟形势值得关注。

对欧盟而言，“内外交困”可谓2015年的关键词。乌克兰、希腊债务、难民潮、恐怖袭击等危机接踵而至，欧盟应接不暇。危机的持续效应对欧盟的政治生态、一体化雄心和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总体看，欧盟经济复苏前景难言乐观；社会不安全感和内顾倾向加剧；政治力量对比右强左弱，民粹激进势力抬头；机构和成员国内部利益分化，纷争不断，一体化进程阻力重重；外交上聚焦重点，开拓进取，积极应对挑战。

各国情况分化

2015年是新一届欧盟机构施政元年，为展示其“开拓务实”的新作风，欧委会将增长、就业和投资作为三大工作重点，大力推动货币财政联盟、能源联盟、泛欧交通网络、单一数字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以组合拳应对增长失速和通缩风险，先后推出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和3150亿欧元投资计划。同时，受油价下行、欧元贬值、美国经济好转等利好因素影响，欧洲经济终现复苏曙光。除希腊外，成员国经济实现“欧债”危机以来首次全部正增长。根据欧委会预测，2015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增长率分别为1.9%和1.6%。但欧洲经济复苏后劲仍显不足，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前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环比增长均未超过1%。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欧盟多国结构改革迟滞，失业率仍处高位，加之希腊债务、难民和恐袭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前景不甚明朗。“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虽总体顺利，多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但2015年全年欧元区预期通胀率仅为0.1%，欧盟为零，远低于2%的政策目标，通缩风险犹存。同时，复苏进程中，各国情况分化：2015年，英国预期增长达2.5%，保持强劲势头；德国随着工业品出口和国内消费情况改善，全年增长达1.8%；法国经济增长预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债务和赤字问题仍较严重；意大利、爱尔兰结构改革取得积极成果，西班牙、葡萄牙经济情况亦有所改善；本轮希债危机虽实现“软着陆”，但希腊落实改革承诺，恢复增长仍任重道远。

欧洲政治生态右强左弱态势

明显，极端、民粹力量上升

2015年是欧洲的选举“大年”，希腊、爱沙尼亚、英国、波兰、丹麦、芬兰、克罗地亚、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举行大选，法国、荷兰等国举行重要地区性选举。从选举结果看，中左翼政党整体表现不佳，支持率走低，中右翼政党普遍胜选，影响力持续上升。欧盟政治格局从“左右平衡”向“右强左弱”回摆明显。同时，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受到极端、新兴政党的侵蚀，欧盟政治生态进一步呈多元化、碎片化趋势。

英国大选中，保守党完胜，获单独组阁资格，执政基础进一步稳固。工党惨败，进入新一轮政策和人事深度调整期；法国地方选举中，中右翼政党持续获胜，而社会党支持率一路下跌，执政以来遭受“五连败”；丹麦社民党因盟友表现欠佳，以一票之差败于中右联盟，痛失政权；波兰、爱沙尼亚、芬兰、克罗地亚等国的选举结果也呈明显右强左弱局面。只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借选民对长期紧缩政策、福利削减和贪腐等问题的不满情绪上台执政，并在9月举行的提前大选中再次获胜，但其政策向温和路线回调明显；而在葡萄牙，社会党虽在大选中败于中右联盟，但几经波折，其与左翼集团、葡共结成的“大左翼”联盟获议会绝对多数，得以组阁。

同时，选民对福利、就业等问题深感担忧，对主流政党政策不满，社会、族群矛盾加剧，一些极端、新兴政党打着“反欧盟”、“反移民”的旗号表现十分活跃。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影响力持续扩大，在法地方议会选举中所获议席从1席飙升至62席，该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成功在欧洲议会组建反欧党团；英国独立党虽受选举制度限制，大选中只获议会1席，但斩获12.6%的选票；西班牙新兴政党“我们能”和公民党在大选中表现不俗，一举跻身全国第三、第四大政党；丹麦右翼极端政党丹麦人民党继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再次扮演“黑马”角色，在该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高达21.1%，跃升为中右阵营第一大党和议会第二大党。总体而言，当前欧洲政治力量右强左弱的态势反映了欧洲社会阶层和选民基础的变化，以及选民对政党经济社会等政策的评判和选择。极端政党兴起虽不至彻底颠覆欧洲传统政治版图，但构成了政治生态中的不稳定因素。

危机频发加剧内部纷争，

欧洲一体化面临重大挑战

2015年欧盟积极推动能源、交通、资本市场等方面的一体化措施，成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深化银行业联盟建设，改善欧盟经济治理结构，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体化进入深水区，进程阻力重重。在就任后发表的首份“盟情咨文”中，欧委会主席容克坦承，欧盟当前“不够欧洲”、“不够统一”。总体看，德国在各领域“领头羊”地位进一步巩固；法意等大国既合作又制衡；英国威胁“退欧”，谋求利益最大化；南北欧洲、新老欧洲裂痕加深，利益折冲与博弈加剧。

尤其是在希债、难民和恐袭等危机面前，成员国之间、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利益纷争，立场分化，矛盾加剧，民众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上升，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挑战：本轮希腊债务危机跌宕起伏，希腊一度面临“退欧”风险，虽最终就改革换救助达成协议，但危机暴露了欧盟有统一货币而无统一财政的结构性缺陷，谈判中，德、芬、荷等国立场强硬，法、意、西等国较为缓和，凸显欧盟内部在发展理念和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在应对难民危机上，欧委会积极推动出台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各国难以协调一致。德国、瑞典、法国接受难民最多，大力推动分摊难民的“强制配额”计划；意大利、希腊等国位于难民冲击“前沿”，强烈要求减负，均担责任；英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明确反对欧委会安置计划，表现消极。随着各国承受的压力和民意走向的发展变化，尤其面对巴黎再遭恐袭后安全形势恶化、社会焦虑感加剧，各国在边境管控、个人信息获取、难民身份甄别和遣返等方面措施更加严苛，申根协定下欧盟境内人员自由流动及人的基本权利等欧洲价值观面临挑战，欧洲“多元、包容、开放”的形象受损。

外交上应对自身挑战的同时

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难民危机影响和恐怖主义威胁促使欧盟将更多精力和外交资源投入到应对周边挑战上来。在东部周边，随着形势发展，欧俄由乌克兰问题引发的紧张对立有所缓和，德法等国积极推动对俄关系转圜，谋求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伊核等问题上俄方的支持。同时，欧盟加大对东部伙伴关系国的投入，使其在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上发挥缓冲带作用。在南部周边，欧盟与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国加大在难民和反恐方面合作，进一步介入西亚北非地区事务，力图缓解自身压力，消除地区动荡的根源。在叙利亚问题上，英法德等国一方面加大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意图消除“圣战分子”对欧威胁，另一方面主张通过维也纳会谈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此外，在“E3+3”模式下成功解决伊核问题，开启与伊朗关系新篇章是欧盟2015年外交中的一个亮点，展现了其维护在本地区利益和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的雄心。

无论是在对俄关系、中东问题还是反恐安全上，欧盟高度重视美国因素，进一步拉紧传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纽带，密切与美国的利益融合，加强北约机制合作，弥补自身安全硬实力短板，加强在打击“伊斯兰国”上的协调配合，继续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同时，欧盟积极谋求在世界多极格局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完善与非洲、中亚、东盟、拉美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着力推动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大投入和协调力度，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切实成果，扮演领跑者角色，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优势领域表现抢眼，抢抓先机，谋篇布局。

中欧关系互利合作持续深化，

战略性不断提升

2015年，在中欧建交40周年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比利时、法国，并赴布鲁塞尔出席第十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挥第四次“16+1”领导人会晤主场优势，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迈上新台阶；德、法、荷等国和舒尔茨、莫盖里尼等欧盟机构领导人频繁访华。高层互访进一步增进了中欧战略沟通、政治互信，推动了经贸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丰富了中欧四大伙伴关系的内涵。欧洲各界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关注，亚投行20个域外国家中欧洲占据17席。欧方积极与中国开展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领域合作，在欧洲投资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寻求中方参与。中国围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深入推进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推动中欧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合作，夯实务实合作“稳定锚”。在气候变化、国际反恐、网络安全、对非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合作重要性日益明显，开展协调配合的积极面上升。双方应围绕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等问题继续扩大共识和利益契合点，在有关问题上增进沟通、聚同化异，携手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