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民富解码：被戏称“抢银行不如娶晋江女”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2011年11月，“晋江商业教父”、恒安集团CEO许连捷嫁侄女，嫁妆清单被称为“史上嫁妆最高纪录”，礼金总额约1.4亿元。

　　“你别看嫁妆很多，其实婚嫁都讲究门当户对，两家联姻也是资源整合的一种方式。”在晋江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熟悉当地民情的王恩华（化名）对本报记者说，晋江女外嫁的比较少，富人通常与富人联姻，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主嫁女儿，其天价嫁妆也是展示企业实力和形象的一个契机。

　　不过，不管是大富豪还是普通人家，丰厚的嫁妆总是必备的。相比大企业主们动辄上亿的嫁妆，普通人家的嫁妆也有数十万至上百万之多。以晋江陈埭为例，嫁妆3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以上分别是低、中、高档婚礼的“行情”。

　　王恩华说，他有一个同事去年订婚时，其父亲给了一辆30多万元的奥迪A4L，结婚时包括车在内，嫁妆总额也接近了百万。“这是比较中等的水平，她父亲开了2个店，做的生意并不算大。”

　　在另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丁先生，父母均是当地的公务员。他说，像他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一般嫁女儿时嫁妆在几十万元左右，有的是买套房子，有的是给一辆好车。

　　“最不济的一般也要十几万元。”王恩华说，国内不少地方婚嫁时通常都是要男方给女方很多彩礼，相比起来，晋江嫁女给很多嫁妆，一是为了让女儿嫁出去能过得好；二是因为晋江普遍比较富裕，但只有男性有继承权，因此一次性给一大笔嫁妆，就相当于分家产。

　　不过，相比巨额的嫁妆，当地人更愿意强调近年来婚礼上的巨额捐赠。不少富人婚礼、寿宴以及公司厂庆等喜事，通常会举行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的仪式。

　　晋江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龚子猛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年仅大企业、婚庆等活动捐赠额就超过7亿元。

　　9月5日，在龚子猛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拿着两块红色的牌匾进来，分别是7日和9日的2场婚礼，要举行定向捐赠仪式，数额分别为400多万元和100多万元。

　　“这样的活动非常多。”龚子猛说。

　　而相比“郭美美事件”之后，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迅速下降的现象，晋江市慈善总会捐款额反而不断攀升，仅去年一年就超过了4亿元，该总会成立10年来筹集的善款更超18亿元。

　　当地的恒安、安踏等的捐赠相当活跃。统计数据显示，恒安集团捐给慈善总会的款项接近1.3亿元，其CEO许连捷以个人名义捐赠的款项达到了3.14亿元之多。“很多省一级的慈善机构筹集的善款都比我们少。”龚子猛说。

　　“以前我们这里很多人是比拼嫁妆多少，现在则是比拼捐赠捐了多少。”一位当地政府人士说。

　　 数字之外：“藏富于民”

　　不过，说到晋江当地的民富程度，从统计数据上，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支撑。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晋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804元，而晋江所在的地级市泉州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283元，被称为福建最发达的县，该项数据缘何如此之低？

　　晋江市统计局副局长唐建新告诉本报记者，晋江直到2007年才开始进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到2008年才开始有该数据，这在整个泉州地区都是最晚的。当时晋江在统计布点的时候把城区6个街道都布点进去，这其中有三个街道都是刚刚“农转居”，本质上跟农村差别不大，这样就造成收入数据不会太高。

　　“以往的布点惯例都是老城区，比如县就只有县城，范围比较小，而且基本都是算机关人员，收入比较稳定。比如泉州的鲤城区都是市区，政府事业机关人员多，收入自然就比较高。”唐建新说。

　　本报数据也显示，在全国十强县中，晋江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均相当靠后，这其中一大关键就是晋江的劳动工资数据不高。

　　“我们97%以上都是民营企业，这种企业结构决定了工资水平不会太高。”唐建新坦陈，城乡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大头，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从事商业以及获取财产性收入，则很难体现在统计数据中。

　　唐建新表示，产业结构决定了晋江与江浙之间的差距，江浙发达县市有很多是集体经济，也有很多大型的企业，政府财政收入和老百姓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红利收入都比较高。相比之下，晋江以私营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些数据都会比较低。“实际上晋江并没有那么差，只是经济结构不一样。”

　　“整个晋江都是以民营经济为主，都是本地老板。”晋江市发改局副局长李文宏告诉本报记者，晋江的鞋帽、纺织服装等几个支柱产业产业链配套十分完整。

　　去年晋江的制鞋产业产值接近900亿元，纺织服装也有700多亿元，两大产业占据了晋江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在几大产业链发展起来后，也产生了一大批大中小企业老板，晋江目前各类型企业达到1.6万家。

　　除了企业主，还有庞大的个体户群体。李文宏说，晋江的品牌企业比较多，在全国各地有30多万个专卖店，这些主要是靠晋江在外的“供销大军”维系，约有10多万人。“这部分人跟品牌企业一起成长，有的分销商一年挣的钱比厂家还多。”

　　和商贾大户相比，本地很多“个体户”也早已实现中产。以王恩华为例，工作之余，他还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茶叶店。

　　王恩华说，晋江当地大大大小的茶叶店至少有数千家，每家茶叶店都是因为关系，拥有一两个大中型的企业客户，再加上平时的散户客户，基本上都还过得不错。

　　30多岁的郑先生原是泉州内陆县——盛产铁观音的安溪县的一名乡村中学教师，7年前，他辞去教职到晋江经营一家茶叶店，如今他已在晋江市区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座驾也从伊兰特换成了皇冠。

　　“不管是做茶叶、酒还是海参、红菇的店家，每个镇都有几家店做得很不错。这是因为有这样的消费群体在，因为每家企业都需要公关，我要卖土给你陶瓷厂，总要去拜访，这就需要一定的礼品。”王恩华说，晋江每个镇都有一两个主打产业，例如陈埭镇的制鞋、英林镇的服装、磁灶镇的陶瓷、东石镇的伞具等，“每个镇都有产业在支撑消费。”

　　产业分布相对均衡，也使得晋江城乡差距比较小。数据显示，去年晋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04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503元，城乡之比约为2：1，明显低于泉州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

　　李文宏表示，晋江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也就是中间小康、中产水平的群体特别庞大，底层真正贫穷的群体虽然也有，但占比比较小。

　　 人人都想当老板

　　1994年，中国社科院调研组前往晋江，归纳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从此，晋江模式与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发展范例并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模式”。

　　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条件并不算优越的晋江，在过去十几年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十，为什么会是晋江呢？晋江经济过去30多年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本报记者在晋江采访期间，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学者、公司职员、普通市民谈及晋江、晋江人、晋江企业成功的原因，每个人都无不自豪地将这个话题与晋江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晋江人“做梦都想当老板”、晋江人崇尚“爱拼才会赢”、晋江人讲求“输人不输阵”。

　　“晋江人骨子里都有种不服输的精神。”在晋江一个政府部门上班的吴小姐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情形：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创办了一家陶瓷厂，父母作为仅有的2名管理人员，2班倒轮流值班，把自己和弟弟交给爷爷奶奶带。“有一次刮大台风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我爸爸在雨中呆立了很久，但后来还是重新再起来了。”

　　1986年夏天，16岁的丁志忠初中毕业，他决心要到北京发展。处在“做什么就有人买什么”的卖方市场时代，丁志忠的决定一度让家里人感到不解。但他最终还是说服了父亲，带着600双鞋到北京闯荡，这就是国产运动品牌安踏的最初创业史。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戴亦一表示，晋江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很强。“哪怕只有300元，只能捡垃圾，也要用300元雇用2个人去捡。”

　　从大学就开始想创业的王恩华和他的同学谢俊都很喜欢晋江的创业环境：“这里跟厦门、广州不同，大中城市房价贵，很多在大城市的同学都是按部就班上班，贷款买房。这里的人则没有那么多束缚，首先想的是要做点生意，而且只要你努力去做，当地人也会很认可你。”

　　谢俊在当地从事制鞋机配件生意，他说，晋江人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你今天做这个东西，我明天就可以模仿出来。晋江人有一个心态，都比较会对比。无论是从最开始陈埭等地的家庭作坊生产，还是到后来的争创品牌，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资本运作，都有一种群体争先恐后的心态。

　　与人人都想当老板的创业精神相适应的是，晋江市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土政策”，到后来提出“质量立市”，乃至“资本运营”、“精益管理”战略，晋江“政企互动”一直十分紧密。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政府是服务发展的主体，晋江的所有公务员都要当企业的服务员，当企业家的拎包人。”晋江市市长刘文儒说。

　　转型之难：高速转向中速

　　不过，在鞋帽、纺织、服装、食品等几个轻工产业支撑晋江经济腾飞的同时，晋江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尽管在福建独占鳌头，但与全国十强县第一集团的昆山、江阴相比，不管是在发展总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晋江都有着明显差距。

　　去年，昆山和江阴的GDP分别是晋江的2.22倍和2.05倍，财政总收入分别是晋江的3.56倍和2.64倍，虽然晋江全国百强排名上升至第五，但扣除撤县设区不参与排名（萧山、吴江、顺德等）和4县排名并列第一的因素，其实际排名在10名之外。

　　晋江市委书记陈荣法认为，目前晋江的创业激情有所弱化。特别是面对严峻的宏观形势，有的比较迷茫，有的比较求稳。“总的来说，就是穿上了皮鞋后少了以前穿拖鞋时的那种冲劲、那种干劲。”而且当前，支撑晋江高速发展的“双引擎”——品牌和上市，作用逐步弱化，要谋求进一步的突破，就要有新的动力、新的引擎。

　　以制鞋和纺织服装为例，这两年来几大运动品牌和服装品牌的高库存凸显，“关店潮”一浪接一浪。几大龙头鞋企的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特步零售点总数7435家，较去年年末净减少了75家；安踏上半年店铺共计7834家，较去年年底减少了263家；361°上半年则关店601家。著名服装企业七匹狼上半年也关店152家。

　　李文宏表示，以前晋江都是靠工业增量，通过开专卖店，企业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现在晋江品牌专卖店开到了全国各个角落，经过这七八年的发展也基本达到了顶峰，已经没有再扩张的空间了，目前当地企业还处在去库存的阶段。

　　李文宏说，相比产能的下降，生产效益的下降更为厉害，所以大部分企业还处在阵痛期，比如关掉一些低效店等举措。“现在企业最大的关键还不是去库存的问题，而是今后的增长点在哪里的问题。”以前当地制鞋产业是跳跃式的，比如高达50%的增长，现在连10%的增长都很难。对整个城市来说，最大的问题也是今后的增长点在哪里的问题。

　　唐建新表示，晋江的产业结构主要以民生产品为主，大家都要消费，这种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市场已经基本饱和，要再高速增长已经很难。“要高速增长，就要向北方等地引进一些大型重化项目，但晋江这个地方很小，所以也不可能。”

　　熟稔当地经济的华侨大学工商学院副院长陈金龙表示：“地方政府也要慢慢适应这种中速的变化，以前是市场没有饱和，所以增长是量的增长，现在市场饱和了，产量也没法大幅度增加，在人工成本等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其实也在倒逼这些产业加快转型。”

　　“晋江这几年经济感觉是在阵痛期，民生产品行业不是想提升就能很快提升的，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唐建新说，他认为，以民生产品为主的地方今后几年要高增长很难，因此只能“做精”，逐渐适应中速、平稳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