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李嘉诚退休：22岁创业 靠这业务攒下第一桶金

　　原标题：90岁的李嘉诚宣布退休

　　蝉联20年的香港首富、全球华人商界领袖、今年将满90岁（1928年7月29日出生）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正式宣布退休，长子李泽钜接任长和董事会主席。本文为2013年本刊对李嘉诚的专访。

　　85岁的华人首富步履匆匆走进了会议室，随即和善地来到房间里每个人的面前，握手、打招呼、交换名片。他的双手依然有力，很认真看着对方双眼，有些多余地自我介绍——“李嘉诚”。

　　交谈时，他放下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依旧认真注视每个和他说话的人。采访进行到一半，他突然想起还欠摄影记者一张名片，立刻吩咐手下去拿，然后双手奉上。

　　今年他以310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8位，连续15年蝉联华人首富。但是礼貌和笑容难掩这位老人的焦虑，还没有等到我们发问，他就用“天方夜谭”来回应关于他看空香港和内地的传闻——他的公司近期一直在出售两地的大笔固定资产。

　　这里是李嘉诚王国的中心——长江集团70层顶楼。这是全世界最为昂贵的地段，但离会议室不远是一个有假山和池塘的小型花园。通往这里的是一部专属高速电梯，电梯门打开后迎接的是保镖的微笑。16年前那起绑架案后，李嘉诚聘请了香港警方政要保护组，以及全世界最专业的保镖团队。

　　首富的办公室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不过几十平方米，没有国内富豪通常用来衬托品位的书柜，办公桌上摆着彭博终端机，几十种股票数字不停跳动。6部固定电话通往特定人群——副手霍建宁、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秘书室以及这个大楼的每个分机。和许多同龄人不同，李嘉诚喜欢用iPhone，他的桌子上一台MacBook Pro正在充电。房间里看不到一张纸，他已经习惯了电子化办公，而且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李嘉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谦逊而固执。他总是着深色西装、系蓝白条纹的领带。他的身材还很结实，行动非常敏捷，个子不高，略有1.7米，但没有肚腩，这或许应该归功于多年的简单饮食和打高尔夫球。

　　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豪宅旁边的9洞高尔夫球场打一个多小时，他会和朋友一起打球。他吃得非常简单，不喜欢应酬，很少喝酒。几个不同的信息源告诉我们，他们分别见到李嘉诚吃只有青菜和鸡蛋的晚餐、秘书买来的工作餐或者热狗，以及私人飞机上的公仔面。谈话时，他认真倾听问题，但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回答，即便回答的内容与问题并不能完全对上。面对敏感问题，助手已经说了不方便回答，但他依然坚持讲完自己的观点。

　　从他的办公室落地玻璃窗望出去，维多利亚港景色尽览无遗，让人心旷神怡。但几个月前，李嘉诚看到的是楼下密集的示威人群——香港葵涌货柜港口的码头工人正在抗议长期得不到加薪。他的头像被制作成魔鬼样子，有人甚至为他做“招魂”仪式。工人们的诉求看起来找错了对象，他们是外派工人，不是和黄码头集团直接雇佣的对象，但他们依旧认为李嘉诚是一切苦难的制造者，甚至去深水湾李嘉诚私人住宅前抗议。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对立双方要看到的，外派制度在香港并不是只有李嘉诚的公司在使用，但他受到的攻击最多。从欧洲到南美，都有和记黄埔的码头业务，但香港的机械化率最低。当传统行业遭遇科技浪潮，这注定了一种无奈的结局。

　　李嘉诚曾试图去解释，有一次，他和长子、长江实业集团董事总经理李泽钜一起去坐电梯，他想对在外面围堵的记者说点什么，但被李泽钜用手拦了下来，这一幕反复在电视上播放。他的助手解释说，李嘉诚尊重儿子作为集团领导的地位。去年他完成了个人庞大财富的分割，在同辈富豪中堪称典范，他名下的基金会将会得到他全部财产的1/3，更是直接改写了华人富豪财富传承的固定规则。

　　他不善辞令，内心的丰富很难通过言语交流。他挑选产业的原則是尽量不去碰那些具有争议性的项目。在香港开发房地产，他不愿意参与二手楼重建业务，因为背景复杂。当人们指责香港电灯的垄断电价时，却往往选择性忽视另外一家电力公司的存在和背景。

　　85岁的李嘉诚每天晚上都要看15到30分钟的BBC电视节目，跟着字幕大声朗读，他依然在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会退步。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各种风浪，他小心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惊人的审慎经营起一个华人前所未有的商业帝国。

　　他告诉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质疑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他说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是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不久因生活关系，我要工作，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时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到一年去世。照顾父亲发现自己也有肺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还要想妈妈、弟弟、妹妹的生活怎么过。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3年零8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但是没有英文基础。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

　　说起这段痛苦经历时，他的声音依然非常平稳，没有任何激动之处。

　　当李嘉诚遭遇“李家城”

　　这是一个充满了香港特色的悖论——人们开始不喜欢李嘉诚从这片土地上获得财富，但当他卖掉资产时，又引起外界批评，甚至会上升到“爱国爱港”的意识形态争论上。一个企业家的商业决定被人为蒙上了不同面纱。

　　码头工人抗议之后，李嘉诚旗下公司开始不断出售在香港和大陆的资产。百佳超市是第一个被抛售的项目，拟售价40亿美元，它占据了香港超市份额的三成（后取消）。自此之后，李嘉诚的“长和系”先后卖出上海的写字楼东方汇经OFC （40亿人民币）和广州大型商场西城都荟广场（26亿人民币）。接下来，一直作为公司稳定“现金奶牛”的香港电灯也要被分拆出售，位于香港的嘉湖银座商场，以58.5亿港元出售。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和记黄埔又卖掉了香港两处豪宅物业 （近13亿港元）。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微博上发言提醒说：“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房产，这是一个信号，希望投资人小心。”

　　与此同时，李嘉诚旗下公司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收购，涉及到能源、电讯等多个领域。据《南方周末》报道：自2010年以来，长和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6.75%。

　　作为香港乃至华商的标杆性人物，李嘉诚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时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的一系列行为被很多人解读为看空大陆和香港市场。

　　这样的看法在李嘉诚看来非常奇怪，他用了各种数字来说明他并没有要撤资的计划——长和系总毛收入最少为4300亿港元以上，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 （17亿美元），不过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 （10亿美元），仅占今年长和系总毛收入的不足2%；同时，今年还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投资了40亿港元。

　　“这样怎能说是撤资？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他停了一会，说：“别人说我怎样怎样，一般来说我是不会辩论，如果每天都是这样辩来辩去，太疲倦了，不值得。”

　　更令他不理解的是：“1979年我收购和记黄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是零投资，别人以为和黄现在的国际业务是我收购之前留下来的，事实上是由我开始（投资海外）。因为知道这个情况 （香港市场有限），我不断到外国投资，今天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地产做得少一点，比例会更小。过去两三年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国内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我们是国际综合企业，地产只是其中一类业务，别人藉地产攻击我们，但我们买少了，大家高兴才对！”

　　在李嘉诚的回答中，差不多对每个问题都能信手准备好足够的数据支持他的观点。他被贴上“地产霸权”的标签，但城中最大的开放商却不是他。当人们指责高房价时，往往选择性忽视了香港最大的地主是特区政府。

　　在香港，李嘉诚的事业遍及人们常见的领域：去超市有百佳、电器店有丰泽、医药店有屈臣氏，更不要说移动通讯和房地产业。

　　今年香港疯传一篇据说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文中不无讽刺地说：“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打工仔遮风避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乔•史塔威尔是资深亚洲问题专家、《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6年前他曾经出版《亚洲教父》一书，分析了香港和东南亚超级富豪发迹史和隐秘生活。他告诉我：“香港及东南亚的富豪创造了大量的现金流，他们把这些钱分散投到全球不同市场上。他们不屈从于政府政策引导性产业——那样的指引将使得他们把钱更多投向支持内部经济的发展，他们选择更具有投资价值的产业。如果人们不喜欢李嘉诚所做的，也不应该抱怨李嘉诚，他们应该抱怨他们的政客。”

　　史塔威尔认为李嘉诚是这些“富豪教父”的代表，他们喜欢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都是许可证领域，竞争者很少，容易组建卡特尔获取垄断红利。稳定现金流又能支持他们到新的领域去冒险，对于李嘉诚来说，如果没有稳定的香港业务群，他很难投巨资在欧洲发展3G电讯业务。

　　许知远是中国最优秀的传媒人之一，曾经参与了李嘉诚传记的写作。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回归谈判前，英国人垄断着政治权力，商业几乎是华人自我证明的唯一方法。李嘉诚的崛起是香港主体意识苏醒的象征，所以香港人视他为英雄。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全部秩序开始重建，李嘉诚没变，但整个社会情绪改变了。公众认为官商勾结造成了经济不平等，也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力量，阻碍了进步的政治与社会观。这其中既有李嘉诚与其公司自身的问题 （他们自身的巨大规模就已是一种巨大压迫，在很多时候，生意的手法也遭人诟病），但他也经常成为这种无处释放的愤怒的宣泄对象。更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尚未找到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史塔威尔在书中对李嘉诚的教父地位并没有太多的认同，他指出6年之后，香港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样的政治环境正是香港富豪此前创富的环境。他和许知远一样，都认为李嘉诚是挑战殖民者经济地位的英雄。但是在后殖民时代，香港人看到垄断与寡头仍在持续，李嘉诚又是这个系统的标杆。香港人的看法已经并正在发生改变，除了回归因素外，香港人获得了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有些来自于香港媒体。在争取消费者利益方面，一些香港媒体已经变得相当激进。

　　李嘉诚在香港一直是作为某种符号存在，但是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前，中央政府与香港签订了CEPA协定，香港的经济得以保障，但与此同时，港人失落的心态却成为集体情感，对内地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当《狮子山下》难以再凝聚共识时，民粹主义对阶级差距议题的意见变得更加尖锐。

　　超级富豪的故事和观点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隐匿在他们背后的那张经济和政治的巨幅蓝图却往往被人忽视。

　　无法复制的“超人”

　　早上打完高尔夫球，李嘉诚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在70层的办公室里，他会收到一份新闻资讯列表，和很多看摘要的领导人不同，他阅读的是标题组合。如果看到感兴趣的题目，他就让手下全文翻译，出现在这份列表的媒体包括《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外交政策》和《名利场》等，一个4人团队专门负责翻译。平板电脑出现后，他已经习惯了用iPad浏览这些资讯。

　　如果没有商务宴请，他一般会在办公室度过忙碌的一天。他对吃喝没什么讲究，晚上临睡前读书、看英文电视节目，生活非常规律。

　　很少有人比李嘉诚更能象征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演变。他从一个少年难民，变成了世界性的商业领袖，这也是战后香港经济奇迹的缩影，也代表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成就。比起同代人，李嘉诚也是最具有全球眼光的一位，投资领域遍及各项产业。

　　末任港督彭定康曾经告诉史塔威尔，李嘉诚是他打过交道的富豪中，唯一一位“明显是天赋异禀（或者说具有某种天才） 的人”。

　　1928年，李嘉诚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但因为连年战乱，全家迁移到香港投靠亲友。很不幸，少年李嘉诚早年丧父，被迫放弃教育开始养家糊口。他做过工人和销售，非常清楚一家企业在底层是如何运作的。时至今日，他的生活作风依然保持了早年的简朴特色。与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燊等二战后崛起的香港大亨相比，不论是资源还是教育背景，他都没有什么优势。

　　让外界啧啧称赞的是李嘉诚创业以来，他个人和公司资产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增加，同时代的大亨都多少经历过几次生死波折，但他成功避开风险。从来没有一个华人像他那样成功整合了全世界的资源，他的事业版图拓展到52个国家，有26万员工。每一次经济危机来袭，他都成功地活了下来，超越了市场局限与竞争对手，他是一个天才的商人。

　　1950年，红色中国成立不久，香港的未来还是未知数。22岁的李嘉诚结束打工生涯，开始创办长江塑胶厂，几年后凭借塑胶花业务积攒下第一桶金。1972年，全球经济不景气，李嘉诚凭借长江实业成为上市公司主席，并将业务主营范畴转到房地产业。他的事业进入加速期。1979年，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他接手老牌洋行和记黄埔，开始改变香港经济结构版图。从此，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成为李嘉诚旗下两大旗舰公司。1986年，李嘉诚做出海外业务最重要一笔收购——并购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使他的业务更趋多元化。1999年，出售在欧洲的电讯公司Orange，一举获得1130亿港元的利润，为日后进军欧洲3G领域奠定基础，世界开始意识到LKS （李嘉诚英文缩写） 的力量……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以前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赫斯基能源公司总部也在这座城市。他告诉我，在李嘉诚接手后，赫斯基从一家亏损企业迅速成为能源巨头，这让加拿大人非常佩服。在油价高企的今天，凭借之前对油砂技术的投资与积累，赫斯基能源已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466名（2012年）。同样的点金之术在和记黄埔码头事业上也得以体现。

　　李嘉诚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人，但是会冷静分析风险。他对现金流的掌控和对低负债率的追求让很多大陆企业家钦佩。当中国企业家迅速崛起后面对困境时，来自同样文化背景的李嘉诚显然是他们最好的偶像，这包括了对风险和进取的平衡把握、高超的财务技巧、政商关系的处理。

　　外界只能从李嘉诚的实践活动中试图总结出一些成功经验，关于他的管理理念，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总结。在少数的采访中，李嘉诚总是用哲学化的语言进行高度概括，他本来就不是善于言谈的人，他所乐意谈及的是童年往事，他不评价他人，应对如此复杂的权力网络，他不愿意说太多话。

　　关于对风险的把握，他最知名的一句话是“把90%的时间用来思考未来的事情和失败”。他旗下三大公司均很好地控制了负债率：长江实业4%，和记黄埔21%，赫斯基能源12%。对于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集团，他对我们讲了他的心得——

　　采用现代西方模式，组织架构完善，也要有良好的监察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制度，但我内心常存很大部分好的儒家思想。

　　诚信是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元素，要守言诺、重言行，答应过别人的事，明明吃亏都照做，让竞争对手也相信你，那就成功了。

　　管理之道，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为什么模样是建立尊严的基础。

　　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要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在高度竞争社会中，高效组织的企业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灰心丧志的员工，同样也难负担光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或只会能言善道而无实干能力的明星级“企业大将”，管理者必须知人善任，赏罚分明。

　　好的管理者真正的艺术在其接受新事物、新思维与新发展的能力。人的认知力由理性和理智交融贯通，我们永远不是也永远不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人”。

　　管理者也要知己知彼，清楚知道所从事行业的现况，竞争对手想什么和要做什么；即使以数据为业务成绩的依据，亦不能单看绝对数字，也要参考同业情况，作出比较，才能检讨改善公司策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向。

　　我一直不停吸收与集团业务有关的新知识和新信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民生发展情况和趋势。

　　出于华商回报桑梓的传统，李嘉诚很早就在潮汕地区做公益，汕头大学是最大的项目，此外还有医院、中小学等公益事业。但他并没有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马上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极度审慎态度的体现。邓小平在1986和1990年两次单独接见过他，但他直到1992年才开始大规模投资内地。他的一位助手说，邓的南巡给了他足够的信心。

　　也许正是基于一个更纯粹商人的理性判断和对风险的厌恶，他身上的红色港商色彩并不强烈，也更容易被人攻击。霍英东和何鸿燊在大陆受封锁的年代就进行了“红色走私”，他们和胡应湘等港商都在改革开放初就在广东进行基础建设投资，也享受过后来的“红色红利”。

　　这并不是说李嘉诚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就更低一些，2008年李嘉诚去观看北京奥运会，让他激动的不是中国运动员如潮的金牌，而只是当他们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就已经难以控制情绪。他告诉身边人，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很难想象中国会有今天的面貌。

　　许知远观察到李嘉诚身上有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一代人饱经动荡，对一个富强的中国有着特别的渴望，也对传统文化怀着情感眷恋。大陆对他来说从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一个可以参与改变的地方。同时，他也是个内心骄傲的人。他可能隐藏自己内心的看法，却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内在感受。

　　许知远说：“他对此刻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情绪，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有高度风险意识的人，他特别敏感于一个市场的政治与法治上的不确定性。他与大陆的关系，也多少象征着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在改革开放最初时，海外华人是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受到特别的礼遇。如今，情况在发生改变。”

　　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李嘉诚，超出同辈顶级富豪，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国际视野有很大关系，他有很多犹太朋友，对犹太人的理念相当认同。旗下维港投资也以善于发现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闻名，今年，他要在汕头大学成立“以色列理工学院”。

　　史塔威尔对李嘉诚有多年观察，在他看来，李嘉诚在选人用人方面，不会基于种族，而仅仅基于他们能为他做什么。虽然李嘉诚为他的华人背景感到骄傲，但他在经商与处理生意上的事情时，从未受限于文化差异。他很好地表现了什么是赚钱机器。

　　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告诉我，李嘉诚手下有两百多名高级职业经理人，可以随时出差去世界各地，处理公司事务。

　　他平均两个月就要去一家公司，一年要去4次英国。他很早就把两个儿子送到美国留学。

　　马世民（Simon Murray）是一名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的英国人，1984年，李嘉诚为了让他出任和黄董事总经理，直接收购了他的公司，并让他开始把和黄的触角伸向海外。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是第一位外籍中国大学校长，他拥有加拿大国籍。2006年，李嘉诚对他说：“顾校长，中国在科技方面和世界还有差距。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好英语，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先进知识。”

　　李嘉诚甚至意识到汕头大学会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英文环境不如城市同学，专门追加了一笔资金用于小班教学。

　　财富的意义

　　每一年的6月，李嘉诚都会到汕头大学做毕业演讲，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一项安排，外界也能从他的演讲内容中了解到他的思想。有一次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李嘉诚推迟了一笔几十亿美元合同的签订。

　　在今年的演讲中他分享了作为华人首富的感受：“在过去数十年，别人给我的昵称是‘华人首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滋味。我的一生充满了竞争与挑战，历程是好不容易的。常常要有智慧、要有远见、要有创新，怎不令人身心劳累，四方风风雨雨中，我还是不断在学习笑对人生，作为一个人、一个爱自己民族的中国人、一个企业家，我不断在各种责任矛盾中，尽了一切所能服务社会。”

　　也许是看到香港社会仇富心态的累积，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一代年轻人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社会不平等的恶化。他说：“每人有不同的能力和道德标准，恻隐足以为仁，但仁不止于恻隐。有能力的人，要主动积极，推进社会的幸福、改善和进步，这是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对社会的投资，帮助和激励别人同时能丰盛自己的人生。”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此前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机械和制造工程系主任，因为赫斯基能源赞助了该校，他应邀去汕头大学做演讲。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邀请了他，希望他能在这里做一些探索为国家提供经验。类似的话，后来李嘉诚也对他讲了。他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嘉诚是在校董会上，李嘉诚对教育发自内心的热爱坚定了他留下来的信心。

　　让他意外又感动的是李嘉诚每一次向汕大捐赠的资金都超过学校的申请，但同时李又让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学校财务。

　　李嘉诚至今每年都只从公司领取5000港元的薪酬，他称这是一种自我激励。在财富的处理上，李嘉诚并不吝啬，在去年的财产分割计划中，他把1/3的财产都捐献给了“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基金会，现已达到830亿港元。

　　和西方很多同类型基金会不同，李嘉诚基金会只有一个捐赠者，而且他注入的都是交完税后的资金，基金会将会把八成资金用于大中华地区。

　　在许知远眼中，李嘉诚和洛克菲勒那一代美国资本家有很大相似性。不管是清教徒还是中国传统，节俭都是一种美德。李这一代人还是老派人物，都具有某种道德上的审慎。况且，炫耀性的消费不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人生意义，他需要从别的方面来寻找。

　　李嘉诚依然坚持一周工作5天，尽管安排了财富分割，但他没有退出工作。现在有两百多名长和系的高管可以直接向他汇报。他说：“人要在工作中发现人生，生活就乐趣无穷。”对于他这样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人来说，工作带给他的存在感不是其他事情所能替代的，总会有陌生的事物来刺激他。杰出的企业家与艺术家都是终身的职业。全世界都是如此，默多克也没退休。

　　我们的采访在一个周五的下午，采访结束后，他要去给孙子们上课。他很享受这个时刻，把自己一生的感悟和对商业的理解早早传递给后代。他曾经亲自打电话，花了一笔不菲代价买到AIG公司的纸质股票。用相框装裱后，他在下面写了一段话：“这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的股价在2007年5月11日，每股72.97美元，总市值1895.76亿美元。2008年9月16日，每股1.25美元，总市值167.28亿美元。市值跌幅逾91%，如非美国政府注资1500亿美元急救，早已破产。”

　　在给4岁孙子的这个教具上，他用加粗字体点评：“以此为鉴，可惕未来。”

　　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内敛低调，和父亲住在一起，被父亲评价为“比我还不喜欢应酬”，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将接收父亲庞大的公司资产。他的弟弟李泽楷性格外向，和父亲的关系更加微妙，他的前女友是明星梁洛施。他得到了父亲更多现金的支持，这种财产处理在外界看来不偏不倚，而公正对于李嘉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电讯盈科的私有化中，李泽楷拒绝了父亲的主动资助。李嘉诚的一位助手告诉我们，他主动求了他的儿子，虽然被拒绝，但是他依然会尊重儿子的选择。

　　在这次采访中，他甚至回顾了与张子强的对话。1997年，张子强绑架了他的长子李泽钜，并亲自到家中与他谈判。这起惊天绑案一直被他回避，外界甚至传言李嘉诚劝张子强买自己公司股票。

　　李嘉诚说：“我没有劝他买，绝对没有。我对他说，一个铜板也不会少给你。但是我错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在香港，我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防备心也没有。我早上去打球，就只有一个司机。你拿着这笔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你远走高飞，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李先生，我害怕去赌完，有什么办法可以保险的。我说你居然还会打电话，一条大路在你眼前，你彻底洗心革面吧。有的传媒乱讲我让内地政府抓他。其实他是多次去过内地，最后才被抓的。”

　　85岁的李嘉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华商，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不佳，过去一个世纪则饱受政治动荡之苦。这些都迫使他们必须与权力合作，必须压抑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他们也是既有经济结构的承接者，东南亚的华人巨富大多承接的是殖民者离去后留下的真空。

　　许知远说：“作为一个美国企业家，从洛克菲勒到乔布斯，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保护、鼓励他们的政治制度下，这与我们大不相同。洛克菲勒资助芝加哥大学，李嘉诚创办汕头大学，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办一所大学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我们的问题清单上最后一个问题是墓志铭，出于礼貌，我们最终没有当着这位老人的面问出来，他一直拒绝回答有关人生总结的问题。他只是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会考虑选择参政。

　　当我们离开这座大楼后，他以书面形式告诉了我们答案，这也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做一个有价值的国民 —— 对话李嘉诚

　　未等记者开口，甫一落座李嘉诚先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撤资”事件。显然，他对近期争议不断的“撤资”风波甚感奇怪和纠结，以至访谈过程中，他不时地将话题绕回“撤资”一事并着重说明，这也许就是促成此次采访的重要缘由。

　　“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人物周刊：最近媒体报道了两则关于您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一是出售上海、广州超过百亿元的商业物业；二是出售香港资产，从香港撤资，将半数资产移师欧洲，对这两则新闻您有何回应？

　　李嘉诚：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

　　今年，长和系投资于香港的新基建项目（货柜码头）金额40亿港元，而投资于海外（新西兰及荷兰）基建项目总额则为130亿港元，实际动用资金80亿港元，仅占长和系全年总毛收入4300亿港元的不足2%，可说微不足道，因此外间认为我们撤资，是以讹传讹，绝非事实。“撤资”是天方夜谭的笑话。

　　至于地产以外，过去一二十年，在我们出售的业务中，有获利逾千亿港元，也有接近千亿元的，而超过百亿元的亦不少，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如有新机会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它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就全世界而言，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撤资，惟独香港传言不断，令人遗憾。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间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人物周刊：是否真如外界所说，您会将投资重心转向欧洲市场？是否仍会坚持“永不迁册”？

　　李嘉诚：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对我来说，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绝不会迁册。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人物周刊：外界都很好奇，您的这种投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商业判断，多大程度上基于政治分析？

　　李嘉诚：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对股东有利的事，因为股东对我是非常信任。

　　人物周刊：如果您的决定是基于商业判断，那么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内地的市场，在长江的投资计划中，内地市场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的投资重点是哪些领域？您是否信奉“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的信条？

　　李嘉诚：我爱国家，不过，作为综合国际企业的负责人，为了股东利益，也需要以回报为考虑要素，寻找具发展潜力的投资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潜藏很多投资机会；新的自由贸易区更开放、更少限制的政策，将创造更多有利于投资的条件，给愿意参与者带来极多的机会，监管政策如有任何拆墙松绑，经济就会百花齐放，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以及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

　　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澳洲、中东、欧洲、北美和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

　　人物周刊：您最近大手笔投资欧洲市场，众所周知，欧元区经济目前很不景气，甚至屡次遭遇崩盘的风险，您看好的理由是什么？欧元现在面临系统性崩溃的风险，您如何应对？

　　李嘉诚：最近集团在欧洲市场的投资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欧元区经济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好的机会仍然很多。

　　人物周刊：您对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楼市走向持何种看法？怎么看待房价上涨和地价问题？

　　李嘉诚：内地房地产过去两三年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按国家GDP现时每年约7.5%的增长计，一个普通家庭收入增加后，购买房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加上开始放宽一孩政策，这对物业市场会造成很大的需求，因此，我对内地地产市场仍然乐观。

　　我每天都留意内地经济变迁、国民收入变化、教育发展情况。以每年计，内地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名，往外国深造者逾25万人。其中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亦高于很多国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肯努力学习，回国后能为国家带来创新机遇，中国未来新科技发展的百分比将越来越高，GDP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致力改善民生，支持教育政策，将令各行各业都得到良好的发展，有能力应对骤变环境，国家将更富强。

　　诚信是管理者的首要元素

　　人物周刊：透过维港投资，高科技投资已经成为您的标签，外界很难想象一位八十多岁的香港企业家会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命中率，您怎么挑选高科技企业？哪些因素会打动您？

　　李嘉诚：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

　　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谈到除了Apple和三星Android，将来会出现第三个新系统）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开会的时候，我讲求效率，集团所有业务的数据、现况、前景、问题等都清楚知道。

　　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

　　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公司，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我投资高科技的原则是重视大数据，讲求颠覆性革新。公司有不少人才，各有各长，专业小组每天留意全球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好的企业不难找，有时我反而会问，为何命中率不可再高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我成功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我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今天，只要你想到如何解决难题，你就是天才！

　　我经营业务有自己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理想去做基金会，因为金钱来得不易。不过，有几个行业即使容易赚钱，我也一定不做。军火我不会做，还有的……不能讲。你明我明，大家都明白！

　　人物周刊：李泽钜先生常年负责海外工作，分家完成后长和系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您的判断，多大程度上是李泽钜先生的决定？你们是如何下这个判断的？

　　李嘉诚：Victor在集团工作差不多30年，一直参与所有业务的运作，了解比我还要多，也建立了很多对集团有利的事业，例如基建这一项，他是最重要的领导，成绩斐然。

　　我们对集团发展大方向的想法是一致的，不会超越“守中有攻，攻中有守”的原则。

　　同时，集团的执行董事忠心耿耿，各展所能，与全球超过26万名员工尽心尽力工作，为公司现在和未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我原本打算早一点退休，现在不少经济环境是无法预料的。但假如要在几小时后把公司完全交给Victor，相信他与所有同事可以好好地继续经营，所以我不担心，而且每间公司均设有董事会，管理架构、会计制度，此外我们也十分重视监察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错也不会错得太多。

　　政治和经济是手和脚的关系

　　人物周刊：对于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您对公告有何评价？

　　李嘉诚：改革方向肯定令人鼓舞，新的自由贸易区将创造更多有利投资的条件，中国潜藏很多机会，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常言道，“落实在细节”，一切要看执行，但作为中国人，我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对民族的未来心存永恒的期盼。

　　我极度关注国家发展，也十分高兴看到国家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更广阔灵活；此外，提高国企盈利上缴百分比至30%以改善民生，是一项很好的政策；组织架构的精简，将令政府能灵活地作出决策，应付任何骤变的重大事情。

　　以市场经济为根基，其中提出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和赋予农民更大财产权利，缩减城乡差距，这对中国未来持续发展实有深远意义。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这次会议将会给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经济带来的影响？

　　李嘉诚：方向非常好，其中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改革。

　　人物周刊：对于实现“中国梦”，您如何看？

　　李嘉诚：在2001年，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辽阔的沙漠有良好的道路，干旱的地区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各地的天然资源得到很大的发挥，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舒适的生活环境，风和日丽，商机繁荣，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一起和睦健康快乐地共处。

　　我的好梦，就是我们的民族，每一个国民，世世代代能在尊严、自由和快乐中，活出生命精彩。

　　人物周刊：您觉得香港还有什么问题要面对？

　　李嘉诚：香港过去很多年，是“以法治港”。我希望一定好好地保留（良好的法治制度），不要“人治”，不要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人物周刊：您处理政商关系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我并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难以处理的。我当然希望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是不停地做公益事业。

　　人物周刊：这几年内地有些商人因顾虑，在商言商，不谈国事，你怎样看商人要不要关心政治、谈论国事？

　　李嘉诚：我不是聪明的人（笑）。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过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

　　人物周刊：近几年内地的一些官方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等接连爆发丑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慈善捐赠的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对捐赠透明度、捐赠流向及使用等的质疑。作为创立至今已经超过30年的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靠什么来保持信誉？您认为慈善机构的运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缴税后的收入。

　　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当然与我们合作的伙伴也要重言诺，很幸运多年以来，我们的捐款最后绝大多数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基金会设有具规模的董事会、独立的财政及监管制度，各项目都有不同专业人士参与，保持基金会的信誉。

　　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

　　人物周刊：您在慈善事业上投入无数，与很多人只是捐钱不同，很多时候，您都是亲力亲为，您为何要这样做？

　　李嘉诚：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为终生不渝的事业，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最大受惠，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

　　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我最大的回报。

　　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

　　人物周刊：李嘉诚基金会被您称作“第三个儿子”，您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具体来说，除了出资，您会分配多少时间，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如果基金会需要您去站台，哪些场合您会出席？您会为“第三个儿子”求人么？

　　李嘉诚：基金会承受我三分之一的财产，长期推动奉献文化，希望可以作为示范模式，鼓励社会上更多有能力的人这样做，亦冀能带来更多政府配套资源及政策。

　　我对基金会事务亲力亲为，有时甚至废寝忘餐。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基金会的项目有需要，我也尽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动。

　　为基金会项目而求助于人的情况时常会有，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尽量提高项目的效益，有效果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人物周刊：您在事业或公益上引起别人非议时，会影响您的情绪吗？

　　李嘉诚：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应从正途去做对的事，例如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蛮高兴的事。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人物周刊：我们在香港采访，有市民对记者说，香港就是“李家的城”，提及过去，他们对您充满敬佩；但谈及现在，他们却颇多怨言。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李嘉诚：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

　　这个是世界潮流，全球化之后，普罗大众面对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与10年前相比，欧美普罗大众、工人阶级十年前的收入和购买能力，跟今天来比，原则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我在香港二三十年前就看到这个形势了，不是说我聪明，因为我们在香港投资较大，引来抨击。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衡量财富的准则，在于“内心的富贵”，您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达到了吗？

　　李嘉诚：50年代末期，我的经济环境转好，事业发展顺利，如日初升，拥有足够一生享用的财富，却不快乐，反问自己这样的富贵是否快乐；后来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凌晨，找到了正面答案：金钱用得其所，就是“内心的富贵”。所以，我的内心，一日比一日富贵。

　　人物周刊：您今年已经85岁，回首过去，您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是否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如果有，您认为是什么？

　　李嘉诚：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

　　我一生勤奋， 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我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几个有疑问的行业也坚决不参与。

　　遗憾的事是没有早点成立基金会。

　　世上无完人，一个人即使做到99.9%的好，只要有0.1%误会的瑕疵，只要他是名人，也会遭到严厉的攻击。

　　人物周刊：您出现在世人面前总是非常简朴，眼镜、手表都非名贵之物，对于您来说“工作的意义是否就是工作”，我们很好奇，除了摄影和高尔夫，您还有别的乐趣么？分家之后，您有多少业余时间？您是如何安排的？

　　李嘉诚：人要在工作中发现人生，生活就乐趣无穷。

　　我每天都乐于为股东或基金会付出时间和精力，数十年如一日，（说笑语气）我可能是公司“请病假”最少的人之一。

　　最大的乐趣是为公司打造良好的基础，也令从事公益事业的基金会资产不断膨胀，赋予其生命，这一切都会令我每晚笑着入梦。

　　看书是我最大的享受，我年纪虽长，每晚仍会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很多时候午夜或天亮醒来时，书本搁于胸前或落在身旁，直至今天，这个习惯依然保持不变。

　　人物周刊：您的人生观是什么？

　　李嘉诚：第一，走一条正路去求理想。第二，作为中国人，要做对自己民族有贡献的人。在国内很多大学捐建的建筑，我都坚持不肯写上自己的名字。汕头大学，90%的建筑都是我捐款，我唯一要求是不要写上我的名字。

　　人物周刊：您曾说过永不退休，现有退休计划吗？

　　李嘉诚：没有。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里。

　　人物周刊：您觉得儿子在商业才能上哪一点比您强？

　　李嘉诚：坦白来说，他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年轻时不喜欢应酬。Victor不喜欢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丈夫、好父亲，有空的时候都是跟家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Victor做事认真，工作努力，对公司业务情况绝对清楚，心思细密，财政保守，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问：他在商业方面的判断？）因为他了解外在环境情况，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问：哪方面比您强？）至少他英文程度比我好，他的爸爸比我的好。（笑）但并不是我的爸爸不好，是因为战争。

　　人物周刊：另一个儿子呢？

　　李嘉诚：两个儿子都聪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爱他们。大儿子Victor循规蹈矩，工作认真，不偷懒；小儿子Richard也聪明，很灵活，虽然喜欢玩，但认真做自己的事业，这几年他的事业有大改变，让我安心不少。

　　人物周刊：您恐惧死亡吗？

　　李嘉诚：我不惧怕死亡，为什么呢？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耀一条路，还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一代代的儿孙及基金会的同仁，他们就是服务，而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这个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足够让它继续做过去和现在进行的公益事业。

　　人物周刊：您是华人之光，不仅因为巨额财富，更因为财富之外的拼搏精神和回报社会的善举，您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世人关注，您是否有计划出一本详细的传记，系统分享您这一生的宝贵经验？

　　李嘉诚：不敢说我是华人之光，只可以说从小到现在以及未来，我深爱自己的民族。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30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不少好友游说我出版传记，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与专门小组整理和撰写传记的数据，不过，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类传记可能会涉及其他不少人，难免对别人有所影响，最后决定把所有数据封存，不再继续。

　　人物周刊：您希望百年之后，后人如何评价您？

　　李嘉诚：不会想这些事情。我一生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拥有有价值的人生。

　　人物周刊：如果让您选择墓志铭，您会说什么？

　　李嘉诚：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一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