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打工20年 青丝变白发

　　原标题：第一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

　　陈永焕去了当年工作的地方，广州市黄埔区某工业园区。工厂门前的大排档还在，但老板早已不记得他。他忽然有些伤感。打工20多年，青丝变白发，女儿快20岁了，仍然只能一年回家见一次。每年回到家里，见到女儿只会笑，但“确实不知道说什么”。

陈永焕与妻子、女儿一起补拍的婚纱照。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 王煜 编辑 | 陈薇

　　校对|郭利琴

　　鸡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陈永焕喝了八两白酒。从饭店出来，他心情大好，见谁都是笑咪咪，甚至觉得“马路都比平时要宽一些”。

　　酒是乔迁酒，这一天，陈永焕搬进了一套新商品房，三室一厅，115平米。他原来的房子住了10多年，楼道里粉刷的石灰浆都快剥落殆尽。

　　今年46岁的陈永焕，来自江苏省扬州市下辖的高邮市马棚乡。如果不是因为新房乔迁，他大概不会这么早回到家乡。从20岁起，他便出门打工。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越南，陈永焕跟着制造业转移的步伐，被全球化推着向前走。

　　陈永焕说，他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见过的变化，“比家里几辈人加起来还多。” 

　　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故事，是一代人的芳华岁月。

　　广东：“建房子就像种水稻”

　　第一次出远门这年，陈永焕刚满20岁。他坐着农村常见的“三轮卡”（一种农用车），来到扬州市江都区，从这里出发，3个多小时后到达上海。接着，从上海火车站前往湖南株洲，再转车南下，在广州火车站与工程队集合，全程耗时三天两夜。

　　站在上海街头，陈永焕的眼前，是此前未曾见识过的世界：高楼、洋房、方头方脑的桑塔纳汽车，衣着入时的红男绿女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来来去去。

　　1年前，陈永焕从扬州的一所农村初中毕业。学业并不顺利，他索性不再升学，进入离家不远的一家国营服装厂做学徒工，每天上班8个小时，一个月挣120块钱。

　　后来，一位老乡告诉他“广东好”，在广东做一名焊工，每个月可以挣500元钱，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可达700元，接近他在本地工资的6倍。

　　陈永焕想去试试，改善收入之外，也想出去看看“广东人怎么过日子”。此前，陈永焕的南国印象，是电影里的喇叭裤、年画上的波浪头、还有港产片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茶点。

　　陈永焕到达广州的这一年，是1992年。那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包括“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论断，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一千公里之外，陈永焕的人生，被南方来的风吹醒。

　　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此时正在如火地建设中。来自扬州江都的“建筑铁军”，正在珠三角地区一路攻城略地；“江都建安”的招牌，在南方的红土地上随处可见。

　　出发前，陈永焕穿上了白色运动鞋，理了发，换上一身牛仔服牛仔裤，这是他心目中的“港味”装扮。

初到广州，陈永焕穿起自己最为洋气的牛仔服。受访者供图。

　　落地之后的陈永焕，面对满大街穿着短裤T恤的男男女女，才有些懊悔自己穿得太正式。

　　在广州，他看到路两旁林立的塔吊，“建房子就像种水稻”。他还第一次见到几百种花样的广式早茶，尝到“看起来很清爽”的粤菜，并很快爱上吃叉烧。

　　“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生活图景， 让陈永焕经历了一次心理冲击。在陈永焕的记忆中，粥就是大米和着水，但“广州人吃的粥，里面居然还有肉”；他发现很多广州人不在家做饭，“天天下馆子”。

　　昆山：熟悉的工友

　　陈永焕在工地上做安装工程，也做电焊工。身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他们被称作“淘金者”。园区一个接一个开、工厂一家接一家建，陈永焕的工作地点，就一个接一个换。从广州到珠海，从东莞到中山，从肇庆到江门，8年间，他几乎跑遍了珠江三角洲。

　　一个黄昏，在深圳干活的陈永焕，爬上70米高的塔吊作业。回望几年前初到时的农田，已经建满高楼，工地相互连接着，似乎看不到终点。

　　珠三角的八年，顽强地在陈永焕的生活里烙下印记。至今，他仍然喜欢吃大排档，请客爱去粤菜馆，尤其好喝汤。

　　从20岁到28岁，陈焕生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广东”，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用陈永焕的话说，是“全国人民看广东”的十年。

　　进入21世纪后，陈永焕渐渐感觉到“环境在变”。园区建得少了，活也越来越难接，曾经遍布珠三角的鞋厂、电子厂陆续撤退，换成了各类带有“科技”字样后缀的“新企业”。

　　同一个厂区里的伙计告诉他，很多老板都将工厂开到了长三角地区。

　　那几年间，广播里、报纸上，园区的宣传栏上，都在谈“产业升级”，他不是太明白，但当广东的工资好几年固定在每天60元时，他听说，“到了江苏昆山，一天能赚90元”。

　　陈永焕准备走了。那时候，他的女儿刚满一岁，他需要挣更多的钱。

　　2000年春节后，陈永焕踏上归途，回到扬州老家。

　　昆山离家乡扬州很近，老乡也多，陈永焕很快找到了新工作。18年后，再回忆起初到昆山的这一天，他说，眼前的场景，仿佛时光倒流。

　　他看到熟悉的塔吊、货车，甚至是熟悉的工友。“到处是工厂，到处在建设”，大片大片农田被圈起、平整、建上厂房，“台商排着队等入驻”。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被再一次诠释，“广东人走路很快，来了昆山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走路更快。”

　　新建的昆山工业园区，与广东相比更为规整与封闭。住宿从广东的大通铺，变成了四人间、高低床；工厂里有食堂，一般生活需求不需要出厂，没有了广东工厂外成片的大排档。

　　陈永焕的收入从每天90元，逐步涨到200元。“只要工厂在建，就会一直有活干”，他想。

　　又是一个十年，变化悄然出现。

　　陈永焕发现，从2010年往后，活儿越来越少了；收入则在涨到260元每天后，开始停滞。

　　彼时，昆山赖以为荣的出口加工业，正在探索升级中。整个中国都在进行一场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几年间，高新技术企业进来了，创业孵化基地取代了工业园区。

　　这种感觉是熟悉的，陈永焕盘算着，又要离开了。

　　越南：接力“世界工厂”

　　2016年春节过后，一名工友找到陈永焕，向他推荐了一个“好去处”，越南。

　　工友算了一笔账，同样的活计，在越南日均工资可以开到450元，是他在苏州的两倍。没有出过国的陈永焕答应了。

　　制造业重心正在悄然转移，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逐步接力“世界工厂”。陈永焕发现，商场里买的运动鞋产地，从中国变成了印尼；厂里发的塑料茶杯，翻到杯底，赫然写着“Made in Vietnam”。

　　2016年春节后，陈永焕从广西出境，辗转来到位于越南河静省的台湾台塑集团园区。他像20岁那年第一次到广州时那样，细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国度。“这里的人怎么都穿拖鞋？为什么满大街都是摩托车？夏天怎么只有电风扇？”

　　园区一线工人基本来自中国大陆。河静省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一些当地人认为，台企的进驻侵占了本地人的耕种空间，恶化了环境。因此，针对台资企业的抵制活动，一波波在墙外上演。初到越南的陈永焕也被告知，“不要独自出园区，不要跟当地人接触”。

年轻时，穿工作服的陈永焕。受访者供图。

　　一次作业中，他的脚被砸伤，需要去医院治疗。同行的翻译告诉他，到了医院后，“假装是哑巴，不要开口说话。”于是，在市区的一间医院里，陈永焕“咿咿呀呀”了半个小时，用手比划着，完成了问诊、取药的过程。

　　全球化以这样的方式，来到陈永焕面前。唯一一次可以与越南本地人交流的机会，在“咿咿呀呀”中草草收场。

　　身边的工友，从60后“升级”成了90后，“没我们干活勤快，也不知道攒钱，因为他们没经历过苦日子。”陈永焕说，自己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连大米都吃不上”的日子。

　　2016年，陈永焕回了一趟广州。这时再也不用通宵排队抢票，挤上“厕所里都站满人”的绿皮车了。他用一只千元国产手机，从12306客户端买了一张从南京南站到广州南站的动车票，车程8个小时。

　　陈永焕去了当年工作的地方，广州市黄埔区某工业园区。工厂门前的大排档还在，但老板早已不记得他。他忽然有些伤感。打工20多年，青丝变白发，女儿快20岁了，仍然只能一年回家见一次。每年回到家里，见到女儿只会笑，但“确实不知道说什么”。

　　他的家族，也随着打工而四散飘流。二哥当初从扬州老家南下，从建筑施工做起，承包工程，有了积蓄，最终落脚广东。二哥的小儿子在广州出生，说着一口混杂着普通话、扬州话和粤语白话的语言。

　　他觉得有些累了，“再干几年，就回家”。家乡已经满是高楼和园区，收入不比广东、苏锡常来得差，最关键是，能照顾家里人。

　　陈永焕满上一杯酒，一口闷掉，蓦地抬起头：“走过南闯过北，我也算值了。”

　　小时候，电视机里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长大了，慢慢明白，走得到的地方是远方，回得去的地方是故乡。

　　离故乡越来越近，“年味儿”才越来越浓。故乡那层层叠叠的烟火、蜿蜒曲折的小路、熟悉的菜香，甚至偶起的几声犬吠，都是辞旧迎新的标配。我们离开故乡在外打拼，回乡的期待却不曾停歇。

　　2018年伊始，我们再一次凝望故乡。在那里，8年留学生度过了归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大龄女人生下了二胎女儿，一个即将消失的村落拍下了一张全村福……

　　我们试图呈现中国版图上不同风貌的故乡，从一个个故事里勾勒大变革时代的微观图景、寻找故乡给予新时代奋进者的给养。我们记录他们的故事，也是记录社会发展的印痕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