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广州公证处资深公证员肖萱说，证明“你妈是你妈”也是必要的
走进东风中路越秀城市广场，在南塔10楼广州公证处办证大厅，记者听到了一阵“不和之音”。经了解，原来是兄妹两人正在为如何提供证据来继承爸妈的房子而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在办证大厅值班的广州公证处韦翠坚主任忙上前做一番“安抚”，吵闹声才渐渐平息。
这是记者的偶遇一幕，但韦翠坚却说：“社会上对公证工作的理解不够全面，因误解而引起的‘高分贝’时常会有。”
记者在1号受理室，见到一位端庄秀丽女公证员正在接待前来办证的当事人，她的言行言谈举止亲和而不失庄重。她就是广州公证处的资深公证员肖萱。
从1980年开始，肖萱在公证行业默默奋斗了35年，经她承办的公证大约有10万件。谈起公证，她总有一份从容和坚毅。这份工作既能化解矛盾，又能预防纠纷，可谓挑战和欣慰并存。
不过最近她却有点“委屈”，不仅为自己也为全体公证员，“不时有人鱼目混珠，想证明‘他妈是我妈’以骗取房屋过户，所以证明‘你妈是你妈’也是必要的。”
社会上越来越多地传出对公证工作不理解的声音
肖萱是广州最早的一批公证员，那时公证还处于手抄、打印再油印的阶段，每一个字都必须清晰端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公证的工作才正式进入“电脑时代”，算是那时最早用上电脑的单位。
“在身边很多人对电脑还没概念时，我已经熟练掌握五笔打字技巧了。”肖萱很骄傲地说，“在当时来看，这事挺‘拉风’的。”
在肖萱的记忆中，那时公证的数量没有现在多，主要除了遗嘱继承、房屋转让等公证外，最多的就是出国类的公证。那时公证员与当事人的关系非常和谐，一份公证办理完往往就成了朋友，直到今天，肖萱还和因此结识的朋友经常联系。
但是渐渐的，社会上越来越多地传出对公证工作不理解的声音。由于公证有法定程序和操作规程，面对这么多不理解的声音，许多公证员感到困惑和不解。就在上个月，为了让公证员更好的调整心态，广州公证处还给公证员开起了心理疏导课。
一个公证员要身兼书记员、调查员和审核官等多个身份
与普通市民理解的不同，公证员不仅仅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明材料甄别和公证，而且还要进行询问笔录、实务调查和出具证明。
“公证的工作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为文件盖章，一个公证员要身兼书记员、调查员和审核官等多个身份。”肖萱说。
更多的时候，公证员需要走街串巷地对需要公证的事项进行调查，需要去到为当事人开具证明的单位或者街道、居委等进行核实，一旦所知情况与证明内容不同，也需要请办证人回来询问笔录，希望当事人能道出实情。如果实在没有结果，就只好依法拒绝受理了。
“在这里面有时是刻意隐瞒，有时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毫不知情。”肖萱说，这样的例子，在公证处里经常发生。比如儿子拿着父亲过世的证明来办理财产过户，他还需要证明自己是已逝父亲唯一的儿子，但根据他所提交的证明，公证员到该男子父亲的公司调档案时却发现，这位父亲曾经两次再婚，有别的子女。
“所以公证员必须对每一份公证都严格审查把关，这样才能体现公证严肃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使公证真正起到预防纠纷和减少诉讼的法律作用。”对肖萱而言，这些就是这份工作所赋予她的挑战。
隐没在文件中的风险不少，一不小心，就可能“吃官司”
更具挑战性的，是那些隐没在一堆正式证明文件中的不可知。不少时候，得超越表象，多想一步。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吃官司”。
当记者问，能讲几个印象深刻的事例吗？肖萱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会，然后为难地说，“太多了，你听听看，是否觉得印象深刻吧！”
2011年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当事人)找到肖萱，自称是一位美国华侨马女士的代理人，马女士的父亲马某(下称：产权人)在美国死亡，死后在广州市旧城区遗有房屋一幢，现马女士委托其代为办理上述房屋的继承权公证，并有权出售上述房屋。
该当事人向肖萱提供了马女士的护照复印件及在美国办理的委托书、声明书及产权人的妻子伍某的死亡证和产权人原籍的村镇证明。
如果仅仅根据上述提供的这些资料，内容和形式上已经完全符合办证要求。
但肖萱并没有马上给予办理，根据她多年的办公证经验，她对这些看似真实的证明文件及声明表示怀疑。
她就像侦探查案一样，层层推进剖析这个“案件”。
“产权人是广东省开平农村人，属台山人，于一九二几年出生。据我所知，那时台山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儿子才能传宗接代，所以一定要生个男孩才甘心。况且在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要求，一般人都会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所以，产权人只生育一个女孩，没有其他子女，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少。”
“死亡后近40年的今天，继承人委托他人前来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如果其家庭成员如此简单，是很容易办理的，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
“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非常到位，既有证人的签名，又有乡政府、村委会、当地侨办三方的盖章，无论内容或形式，都符合办理要求，他一定咨询及准备得好充分。”
就是基于上述三点的怀疑，肖萱先发函至出具证明的广东省开平市某乡政府、华侨办公室及村委会，核实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很快，他们复函了，但均证明，上述证明由他们出具，内容属实，证人是村里的两名老村民。
程序走到这里，一般公证员也许会为当事人出具公证书。但是肖萱还是不放心，秉承着自己定下的原则，“不放过哪怕是最微小的疑团”，她决定下乡实地调查。
于是，她和助手两人，开好介绍信，到所涉及单位逐一走访，还是得到了同样的回复。事情直到找到两位证人时才出现逆转。
当她找到其中一位证人――村中的老村民家中，向他详细询问产权人的家庭成员状况时，并开始和他作谈话笔录，向他告知有关法律规定时，他就支支吾吾了。
在肖萱的一再劝说下，老人才说出了事实。
产权人早年去美国定居，上世纪70年代就去世了。他育有三个子女(一女二子)，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死亡了，但听说两个儿子均已结婚。这些内容在该村修订族谱时均有记载。之所以作伪证，是因为马女士的代理来找过他，若说产权人有三个子女，办继承公证起来就很麻烦，在美国那边要提供很多资料，希望他配合说产权人就生育一个女儿，没有其他子女，还给了一些好处，又说是为了方便，到时把房屋出售了，把钱分给其他继承人就行了。
“好险啊！”现在回想起来，肖萱仍然会感叹，也正是这些不断叠加的成就感让她坚守在这个岗位35年，并且乐在其中。而且她感染的还不仅仅她一个人，还有从小跟着妈妈到公证处上班的儿子。“他也选择了做一个法律人，现在是一名律师”，说起儿子的职业，肖萱很骄傲，“儿子刚工作那会，他请教我比较多，但是现在已经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