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被打男童家人忧孩子精神受损：半夜哭闹

男童父亲（右）向第一个施以援手的王国庆（中）赠锦旗

王国庆当时出面制止行凶的镜头

　　5月9日上午，洛川遭精神病人暴打男童家人专程从西安赶回，向第一个出面制止暴打男童精神病人的餐馆员工王国庆致谢。同日，男童家人所在高堡乡民也赶到餐馆向王国庆致谢。

　　另据洛川县委宣传部杨帆副主任介绍，县里正在收集整理王国庆有关材料，有意为其申报相关奖励。王国庆打工的重庆巴国香辣菜馆老板屈军军说，餐馆也会对王国庆的行为给予相应奖励。

　　在精神病人暴打男童现场，男童父亲李培建向记者透露了男童救治情况。男童目前在西安唐都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男童送医后头皮缝合了十几针，额骨有骨折，脑内有气泡阴影。

　　李培建告诉记者，男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精神不好，表现为人多恐惧，半夜哭闹，脾气烦躁，只认母亲，夜里醒来会说胡话。男童家人现在最担心，遭精神病人暴打后，男童的精神方面会受到损害，影响将来的成长。

　　据了解，在男童遭精神病人暴打视频曝光后，洛川县政府即指派刘晓霞副县长带领民政、卫生和公安等部门人员前往西安看望被打伤男童，并劝说已离开西安儿童医院的男童家人，将男童重新安排到西安唐都医院治疗。同时县政府给予男童家人二万元慰问金。

　　据了解，5月4日晚8时许，洛川县一精神病人暴打2岁男童事件，就发生在重庆巴国香辣菜馆门前。当时第一个冲上前去制止精神病人的就是该餐馆员工王国庆。

　　精神病人王蛟龙所在地的村支书吐槽精神病人监管困境

　　“村里已尽力，目前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洛川一精神病人暴打男童事件曝光后，当地如何监管精神病人引发社会强烈关注。5月9日，暴打男童精神病人王蛟龙所在地洛川县凤栖镇后子头村村委会书记王芳民、主任王安民，面对记者质疑，坦然接受了采访。今年4月份刚刚上任的两位干部吐露了农村精神病人监管的困境。他们说，村里已尽力，目前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被打男童要负责

　　王芳民告诉记者，王蛟龙暴打男童事件发生后，村里就出面积极协调。王芳民亲自找到王蛟龙父亲王岁虎说，作为王蛟龙的第一监护人，不管这事要花多少钱，就是借钱也要承担责任。王岁虎表示等被打男童回来，会前去探望，表达道歉，承担相关费用。

　　据王芳民回忆，王蛟龙早在上学时被人打过，之后就成了精神病，当时还不太严重，那时就去过西安、延安等地看病，但一直看不好。王蛟龙生病后，给其家造成很大的拖累。王芳民说，王蛟龙家在后子头村属“相当困难户”。

　　王岁虎育有四男一女。女儿已出嫁。除王蛟龙之外，另外三个男孩都在外打工。王芳民说，王家的男孩都不是那种很精干、很能挣钱的人。加上这么多年给王蛟龙看病，这个家庭给拖垮了。

　　王岁虎家还有几亩地，但种地仅能维持生计。王芳民叹了口气说，后子头村处在城乡结合部，地主要是种苹果，村民收入都不好。村民的收入主要是靠房租。

　　王岁虎家的住房看上去不错。王芳民证实，王岁虎家的住房并不是自己家打工挣钱后修起来的，而是别人占他家的地修了房，让他们一家人住在平房里，其他的房子都归别人使用。

　　村里还有更困难户

　　据了解，后子头村现有村民一千多人，二百多户，分为西队、北队和南队三个队。王芳民说，王蛟龙家算相当困难户，但又不是最困难户。

　　后子头村最困难的是一户四口之家。一家人还住在两间窑洞里。父母都是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两个儿子，大儿子也是精神病人，没有劳动能力，近30岁的人还没有结婚。小儿子25岁左右，外出打工，一般不敢回家，回家总是被哥哥打。

　　后子头村现有三个病情较严重的精神病人。一个曾经做过体育教练，一个是王蛟龙，再有就是最困难这户人家的大儿子。

　　三个病人中，体育教练家庭经济情况相对较好，每年能到医院看上一两次病。王蛟龙家差一点，有钱的时候能去看病买些药，没钱就看不了病了。最困难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就没钱看病，现在也不吃药，病情也是时好时坏。

　　最困难户这家人的精神病儿子，也有暴力倾向。好在他一般对村里人没有什么暴力的倾向，也不往外乱跑，就在院子里干点活种点东西。

　　王芳民说，村里把所有的低保、救济、扶贫等费用都用在这户最困难的人家上了。有什么补助都先给这家人。相比之下，王蛟龙家比这家还强一点，经济上就得不到补助了。

　　只能挑最困难的救助

　　政府方面按规定能给的救助钱也不多，就是这样，今年低保指标还被减掉了三个，王芳民说到这里再次叹了口气。

　　王芳民告诉记者，去年后子头村有六个低保指标，今年上级发文说只有三个，减掉了三个，没有理由。低保指标的分配，王芳民说村里的办法是，由三个队向村里报情况，然后再统一评，谁最困难就给谁。最后都给了最困难的那一户人家。对此村里人都没有争议。

　　村里把从政府方面能得到的救济补助全都给了这户最困难人家。一年一次的救济面全部都给了这家人。村里每年过节能给这家一次救济200多元钱。王芳民痛心地说，就这样这家人看着就是“凄凉”。

　　王芳民说，我们只能挑最困难的救助。村里比较严重的三个精神病人，看病的费用只能自己掏。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病情实在无法帮助了，村里已经尽力了。

　　其实低保指标一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元钱。在洛川，王芳民说其实生活水平不比城里低。的确，记者在一家小餐馆用餐，一碗排骨面，骨头多一点的要25元一碗，少一点也要15元一碗。记者要了15元一碗的面，只有四块排骨。

　　日常监管只能劝村民尽量避开

　　后子头村的三位精神病人的日常监管，王芳民说，我们只能让村里人尽量避开他们，实在是没办法。

　　王芳民说，目前村里对三位精神病人的日常监护，其父母是第一监护人。体育教练和王蛟龙都是由其父母为第一监护人监管。最困难这户人家的精神病人，其父母也是残疾人，无能力监管。村里就指定队干部作为第二监护人监管，完全是义务的。队干部隔几天就要去这户人家看一眼，看看人在不在，有没有吃的。

　　王芳民说，对于三位精神病人的日常监护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村里也已经是尽力了，再让更多的人去监护，也不现实。

　　王芳民告诉记者，后子头村村委会没有什么收入，一年加起来的收入不过四万元。这些收入中，村委会把村委会的院子租出去当幼儿园，一年能有一万二的收入，这是最好的固定收入。再有就是一个加油站占地的收入和村委会楼上几间房屋出租的收入。这些收入全部用于了村委会的日常开支。许多费用还都是必须交的。队里还有干部是不拿工资的。

　　后子头村里的地也大都被征用了，但征地款都是给个人的，村委会没有收入。

　　在跟记者的交流中，王芳民不断叹气，认为村里对精神病人的救助和监管已尽力，就现实情况而言，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王芳民觉得，对精神病人的救助和监管，社会是有责任的。他希望有关的慈善公益组织能尽些力。

　　有钱才能办事

　　王芳民和王安民都是后子头村民，上任之前也知道村里的困难。王芳民说，村里选我让我担这份担子，就担，作为男人不要让。

　　王芳民说，后子头村路况不好，卫生很差，最大的困难就是村里没钱，要做好事就要钱。王芳民直言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钱。他有心兴办一些企业，他认为也有可能实现。有了企业，挣了钱，救助这些精神病人困难户，王芳民说那就都不成问题。但是王芳民也说，他的一腔热血，实际不容易实现。上面政策很好，但好多事都被人念歪了经。

　　王芳民告诉记者，村里有个项目，如果实现了，每年可能给村里带来几十万、近百万的收入，但这个项目拖了三年也还没办成。

　　政府征用了村里的一块土地为县城居民建设安置房。同时也批准征用一块土地安置失地的农民。但是安置农民的这块地，征地款要村里自己出，相应的手续也要村里自己办。村里借钱交了征地款，但相关手续办了三年也没办下来。

　　王芳民哭笑不得地说，我们是自己出钱征自己的地，还要自己办手续。好经都被人念歪了。(文并摄/本报记者 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