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世界因曼德拉病情再次关注南非、以及南非历史上多个大事件“逢五逢十”纪念日之际，一些朋友希望我把过去关于南非的著述整理成集，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本不是专业研究南非的。之所以对南非有兴趣完全是因为我对国内问题和一般社会转型问题的求索，如书中一组文章所说的：是“从南非看中国”的兴趣。我关于南非写的最早文字是1994年《东方》杂志第4、6期的《好望降临好望角》、《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二文，当时是作为“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评述”系列文章的之一、之二连发的（本书中已合为一篇）。缘于当时我国社会刚刚经历一场风暴，积累的仇恨如何化解令人担忧。而此时东欧、南非又相继发生变革，一些国家在冤冤相报中陷于仇杀，一些国家则成功地在民主化进程中化解了血仇。记得当时路透社的一篇文章说：波黑、卢旺达发生的事（指种族仇杀）本来更可能出现在南非，之所以没有，就是因为南非有曼德拉！
当然，我觉得其实还因为有德克勒克，就像当年甘地的成功离不开他那同样主张宽容与妥协的对手蒙巴顿一样。一个成功的政治转型，总是一方面有像曼德拉、甘地那样不屈不挠勇于抗争、同时又心胸广阔不计前嫌的“圣雄”，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又是思想开明能识大体，懂得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而拒绝不择手段地株守既得利益的贤人如德克勒克和蒙巴顿。但是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为什么这样的人南非有，而波黑就没有，这就涉及到事情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就写了那两篇文章。本来还打算继续写“之三”等等，但是遇到他事就放下了。
那时南非还是一个国人非常陌生的所在，虽然北大和社科院等地都有专门研究南非的前贤，但他们基本都活动于学术界而非思想界，在关于“公共话题”的思想探讨中没什么人提到南非，因此我这两篇文章影响似乎不小，甚至1997年中国和南非建交前南非第一个新闻界访华团听说这两篇文章后还跑到我家，十几个记者在万寿寺我当时那间斗室里拥挤着进行了汗流浃背的采访，并向南非做了报道。
也是在同时，鉴于中国南非建交在即，北京当时一些年轻学人觉得有必要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曼德拉，于是由人民大学的宣方博士提议，著名编辑冯哲先生联络，集合一批硕士博士生从网上下载、翻译了大量关于南非和曼德拉的资料，想编一本对国人有启发的曼德拉传记。冯哲请我主持其事，他在该书初版后记中称我是“一位为中国与南非早日建交而做出不懈努力的、激情而沉静的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真是惭愧得要死，我其实除了接受南非新闻界访华团那次采访，向南非媒体讲了一通南非民主化对自己的启示和对曼德拉的崇敬之意、并祝中国南非关系不断发展外，并没有做过任何与外交沾边的事，而且也不是专业“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我让他不要这样写，但他说是为了销路，也就罢了。
但是我对他委托的这件事确实有兴趣，还是那句话，因为它对中国有意义。说起来，1997年时国内关于曼德拉的传记已经有好几本了，南非本森1980年代写的曼德拉传，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不久就由杨立华教授组织翻译出版了；杨教授自己也在1988、1995年先后出版了一薄一厚两本曼德拉传；北大李安山教授1996年出版了《南非斗士曼德拉》；驻非记者温宪1995年出版了《黑人骄子曼德拉》；台湾在1992年也翻译出版了J. 维尔的《曼德拉夫妇》。这些作者大多是南非与曼德拉的研究专家或知情人，尤其杨立华教授作为中国学者，早在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时就已出版了介绍他的书，以后也不断跟进研究，我的所知没法跟他们比肩。但为什么还愿做这事？第一是因为有一批青年朋友合作，第二也确实是有感而发，或者如李保平先生后来所说，我看南非算是“有一个独特视角”。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一点，见仁见智，就请多加教正了。
这本署名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记是一部集体的成果，而且也是急就章。因为想要赶在中国南非建交前出版，来不及看大量的外文书，而关于曼德拉的中文、中译传记，我那时也只看了本森、杨立华和李安山的三本。该书主要还是根据那些研究生朋友从英文网页上搜集并翻译的资料，加上我自己当初为写“之三”及后续研究而搜集的资料（基本也来自网上，说起来，我还就是从这件事起学会用电脑、上网的）编写。由于在1997年对网上资料如何引证还没有形成规范，所以全书都没有注出处。今天如果有人批评此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不会争辩，事实上在清华的科研报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这本书申报为学院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对于国人是“有用”的。从我后来对南非情况的继续了解看，这本书叙事的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叙事为本书中第二部分的那些分析性的论著提供了背景知识，没有它，会妨碍读者对这些论文的理解。
这本一共九章的传记，前八章是在人民大学当时在读的研究生王鹏、吴全昊、赵钰、赵靖等同学以及冯哲、吴慧等人编出草稿的基础上由我修改、统稿而成，最后一章“前路迢迢”基本是我写的，而且严格地说也不是编译，而是我原来打算写的“之三”的扩充。与前八章基本是叙事的风格不同，这一章主要是分析、论说性的文字，是我对新南非头几年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形势的一个总体观察和对新政府治理的评价。可以说，当时以介绍曼德拉为主题的著述还没有写到这个时段的（几乎就是完稿的当下），而且出于对伟人的崇敬，这些著述最后多以光明的预期结局，而我则主要分析了新南非当时面临的严峻现实。事实上，这本传记初版问世后的十年内这些严峻问题仍在发展，这也就是本书第二部分中“‘彩虹’的启示”以2008年的“排外骚乱”开始继续分析的由来。
1998年初这本曼德拉传初版后，我仍然保持了对南非的兴趣。缘起于我在关注1990-1994年民主化过渡期南非黑人间严重流血冲突时，注意到一些学者对这些“部族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这些发生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后来又看到这些现象、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这时我对南非的兴趣就不仅是对曼德拉这一伟人的崇敬和民主化转型中的政治和解问题，而是深入到了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2007-2008年间，我就此写了一些小文章，做过几次学术演讲，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其中尤以2008年11月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与杨立华教授、姚洋教授等多位专家的讨论为激烈。根据这次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我继续做了思考和研究，后来形成了约七万字的一组论文，即《从南非看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三篇文章，当时连载于《领导者》杂志上，后来也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据说还传到了南非华人社会中。讨论涉及到了经济奇迹的可持续性、经济模式、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土地制度和城市贫民的居住权等方面。
这时南非其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十多年，但是我的这组文章仍是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天则所的那次讨论中，我国著名的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就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在此前10多年关注曼德拉时就读过她的著作，受到不少教益。我知道她对曼德拉及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很崇敬，对种族隔离制度很痛恨，对新南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高度的评价。她觉得新南非的十几年经济发展成就很大，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之处，认为我应该多介绍新南非。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如此？作为一个并非专业研究南非出身的学人，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反思后看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南非可以大增我们推进民主化的信心，当然也是我的希望。我在曼德拉传的末章对新南非初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写新南非，也是期待一个符合这一愿景的繁荣景气。
十多年来新南非确实在很多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应该承认，我期待的繁荣愿景至今尚未出现。相反，新南非的繁荣之路比人们预想的要坎坷，1997年我为曼德拉传写的末章“前路迢迢”，倒成了这19年的写照。《从南非看中国》这一组文章发表后这几年我一直听到两种反映，一是习惯歌功颂德的朋友对我搬来旧南非这面镜子不高兴，认为“不可比”，二是觉得可比的朋友就会接着问：那么改了又会怎么样呢？你为什么不讲讲后来这十几年？
当然，对这十多年我也可以只讲成绩斐然的一面而对作为“代价”的坎坷一笔带过。不过我们必须面对民间，十多年前南非与东欧其实属于当时全球同一波民主化，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消息却形成有趣的对比：正如我书中提到的，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1990年代我国官方“主旋律”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但民间对“新欧洲”的观察却正面得多。而同一时期我国官方对南非不多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但中国南非建交后这些年急剧增加的旅南非同胞却经常传回来一些负面的民间观察，诸如治安恶劣、城市衰败等。
经过思考我还是觉得应该遵循那句老话：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而且作为严肃的学者，我越是倾向于民主化，越应该侧重于“问题要讲透”。所以就有了讲新南非的《“彩虹”的启示》这一组文章。它是从2008年“排外骚乱”这一负面事件开始分析的。
我从负面开始分析，并不是由于我对民主化的方向有什么怀疑，相反，我对曼德拉在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上“圣雄”式的贡献深怀敬意，对南非民主化实践所蕴含的启示意义也是高度评价的，我认为这些意义不亚于东欧、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等人们谈论很多的民主化案例。而且我对新南非长远的预期实际上也相当乐观。
但是我一直认为，为民主而辩护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要在比那些指责民主制度的人对民主化过程案例中的负面现象看得更透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回避这些负面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的。有个宋鲁郑先生仅以新南非供电不能保证为由，就得出了“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的结论，如果他看了我这本书对约翰内斯堡旧中央商务区变成“鬼城”的叙述又该说什么？
其实在新南非的种种“负面”中，供电不足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了：旧南非的确人均用电水平相当高，而且电费低廉，供电充裕，有段时间还有余电出口。但是那时主要是白人用电和工业用电多，黑人地区却有很多是不通电的。新南非发电量增加了，但黑人用电的增加却快得多，于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供电紧张，这当然也不好，但是这就可以狂言“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如果他看了本书下面这段话又该如何？“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供电不足就可以不要民主，这样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就连奴隶制都可以容忍了？希特勒德国在其点燃的战火返烧自己之前上述问题倒是一概没有，是不是也很令人羡慕呢？
我直面上述问题当然不是为了给宋先生这样的人提供反民主的炮弹。其实这样的炮弹也不难找，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中国兵荒马乱，很长时期比清末“新政”时的秩序更糟，但是忧患中的国人只能向前求索，有几个人希望清廷复辟、重返帝制？世界上很多前殖民地独立后发展都上不去，今不如昔之处甚多，但又有几个人希望重返殖民时代？人类有些追求是不可抗拒的，有之并非万能，无之万万不能，问题需要解决，倒退绝非出路。民主化就是这样。而且平心而论，世纪之交的这轮民主化的“负面”（所谓转型危机或过渡期阵痛）比起过去法国大革命、比起清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专制瓦解后的混乱要小得多了。人们常提的东欧（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和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除外）、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等都比较顺利地迈过了这个坎，而相比之下南非这个坎算是迈得比较艰难的。但是由于南非的民主化是冲着白人统治者来的，相比冲着别的一些人，在我们这里似乎就更无争议些。分析南非的转型危机在我看来因而就更有意义。这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转型本身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而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远大于转型危机的负面。即便南非那样比较严重的转型危机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严重的“约翰内斯堡变成索韦托加桑顿”而言，我们旅南非同胞时常提到的“约堡沉沦”也不应当遮蔽索韦托的前进和桑顿的繁荣。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降低他们对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像宋先生那样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这些“负面”更凸显了人们为追求光明而义无反顾克难前行的志向。
第二，对这些“负面”形成机制的分析也表明它们，至少是它们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宁说是旧制度的后遗症。南非的过渡期危机其实在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甚至约堡主城区的失序也是1980年代就已滥觞。它们证明旧制度的“增长奇迹”已昨日花黄，旧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续。尽管新南非没能很快结束这些后遗症，甚至很多过去种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从而以转型危机的形式变成了新南非的“负面”，但是也正需要人们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些现象，才能把这些形成机制剖析清楚。
第三也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负面”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足取，但是相反的逻辑：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就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种逻辑肯定也是不对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逻辑恰恰是导致很多转型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后人不应被“负面”吓唬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避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民主化应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比前人做的更好。这也要求我们对负面不回避，而是要正视。南非转型期的“负面”有的如前所述，本是旧体制的后遗症，但在民主化中如何克服这些后遗症仍值得研究，还有一些负面属于南非特有因素的产物，不具普遍意义，厘清这些也可以避免用它们吓唬人。另外有的是个案性的决策失误，可以单独引以为戒而不必把它与转型绑在一起。最后，有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民主化过程逻辑上会伴生的，那么后人也要尽可能改善应对，减轻其影响。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下这组介绍新南非转型的文章。我相信，“问题讲透”之后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新南非。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愿望，限于我的浅陋学识，“问题”找的准不准，讲的透不透，实际上很难说，还期待方家的教正。我的这些文字，尤其是第二部分那些分析性的论文在单行发表时就引起了不少商榷和批评，我希望结集后也能继续引起讨论。
秦晖 2013年夏于蓝旗营
本文摘自：《南非的启示》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