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 新南非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形象相对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在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在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在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在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到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为0.36，并不高于欧美，而在黑人中却达到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

非国大政府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财产，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这项政策都能得到支持。于是大量资源从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转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给定的条件下，主要是转入黑人手中。

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号称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泽佩（Patrice　Motsepe，一译莫特赛比）。他在2011年拥有的私人资产净值为27亿美元（221亿兰特）。莫泽佩原来是个黑人律师，对法律变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经济赋权法》刚通过，他就捕捉到机会，筹资盘下多处矿山，包括金矿、铂矿、有色金属和铁矿，成为南非首个黑人持有的巨型企业“非洲彩虹矿业”集团（ARM　）的老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黑人首富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时可以看到他与南非共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党的集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