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劳工和工资政策，令纽卡索因华商而兴起的制衣工业面临生死抉择。华商的抗争能否自我拯救？
南非没有唐人街，但纽卡索（Newcastle）无愧于南非“华人纺织城”这一称号。
这座位于南非西北部的城市，上世纪末随着华商的到来而兴起，如今拥有制衣企业约60家，每天生产成衣至少18万件，供给南非当地市场。工厂以华人企业为主，雇工6500人左右，约占纽卡索工业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
然而，纽卡索华人制衣厂的利润空间，近年来被中国和东南亚的出口大大挤压；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更把他们推入存亡绝境。
“现在方方面面的政策都对我们不利。南非政府似乎给我们一个信号：你们可以结束回家，Game Over（游戏结束）。”一位1992年从上海来到纽卡索的女工厂主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台湾和大陆的华商先后来到纽卡索，开设了数十家工厂，使这里成为南非纺织制衣业最集中的区域。按官方统计，南非全国有制衣企业1100家左右，加上地下工厂，总数可能接近2000家，纽卡索就集中了南非约3%的制衣厂。
纽卡索的华人制衣厂，眼下正引起南非举国关注。此前它们身背“血汗工厂”的恶名，现在更成为“违法先锋”，被指控拒绝支付合法薪酬而面临巨额罚单。2010年秋天，华人制衣厂与执法人员发生对抗，以集体关门威胁。为彻底推翻南非全国制衣业劳资集体谈判委员会的管辖，五家华人制衣厂2011年又发起针对劳资委员会和南非劳工部长的起诉，案件预计明年1月开庭。
如能胜诉，这将在制衣业这一局部，改变南非重要的基础经济制度，也是华人在南非参与政治的一大步。
劳资委员会的罚单
阿尔伯特（Ferdie Alberts）在当地负责招商引资已20年。当地华商说，无论台湾商人还是大陆商人，都是阿尔伯特带进纽卡索的。阿尔伯特向记者回忆，1993年，当地一家国有钢铁厂宣布私有化，六个月内裁员7000人，七八百间房屋空置。“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因为被制裁，我们可求助的对象有限。台湾商人的到来实际上开创了这个产业。”阿尔伯特说。
1994年前，南非因种族隔离制度遭国际制裁，于是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当时正逢台湾制造业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外迁移。大批台商企业来到南非，带来了纺织、印染、制衣一条产业链。如今，纽卡索城里老工业区一半以上的物业都由黄皮肤的华商拥有，城外马达德尼区黄街上的新工业区，大部分厂房也都被华人工厂主租赁。
早期来的台湾商人赚得盆满钵满，产品不仅供应南非本地市场，还出口到欧美。老刘回忆，纽卡索纺织业鼎盛时有70家台资毛衣厂。
情况在2000年后逆转。原因之一是兰特(南非货币)剧烈升值，其次是2000年开始生效的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这一法案给予南部非洲成衣出口到美国免关税的优惠，但关于面料来源的具体限制，又将南非置于相对不利的局面。
此后，纽卡索的华人制衣业发生了几大变化：成衣取代毛衣，内销取代外销，大陆厂商取代台湾厂商——纺织成衣业门槛并不高，之前打工的大陆人攒够了钱和经验，开始经营自己的工厂。
“这边大陆人都是这样，打工、筹钱、开工厂。有设备，有单子，就可以生产。”开厂一年的叶先生说，他打工五年，钱没寄回家，2010年9月自己弄了一条生产线，雇15个工人，到现在投入20多万兰特（约合18万元人民币）。
不料，刚刚起步的叶先生还没尝到多少甜头，便因未向工人支付合法薪酬遭到巨额处罚。他向记者展示了刚刚收到的、来自劳资委员会夸祖鲁-纳塔尔分部的一张罚单。这张罚单显示，从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他应付罚金26.4万兰特。补足工人工资的差额是主要部分，共计17万兰特，其他还包括集体谈判委员会会费、工人各项福利金等，以及总额25%的罚金。
这是目前纽卡索制衣厂都要面对的头号问题。
南非市场上许多服装都出自华人之手
劳资纷争是与非
劳资集体谈判委员会是南非独特的工资制度，适用于多个行业。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单个工人，也是强势工会的典型产物。谈判决定的薪资水平具有法律效力，委员会还负责监督全行业企业执行。
纽卡索被归为非都会地区（Non-Metro Areas），薪资水平要低于都会地区。但是，纽卡索的华人制衣企业一致抱怨，谈判委员会计算工资差额的方式过于草率，有失公允。
叶先生收到的罚单显示，他的工厂付给两类工人的合法周薪分别应该是489兰特和418兰特，但他只支付了310兰特和200兰特。事实上，由于给工人支付的薪酬低于合法水平，纽卡索大部分华人制衣厂都收到了巨额罚单。制衣厂规模越大，工人数量越多，收到的罚单也就越高。纽卡索纺织与制衣行业协会（下称纺织协会）会长严荣华的罚单金额高达400万兰特。
据纽卡索华商会（Newcastle Chinese Chamber）主席、台商刘权毅介绍，企业如果认为罚金不合理，可以请代表仲裁。“很多时候他们会把金额做到最高，然后退一步来解决问题。但即便减半，被罚的人也做不下去。”
照刘权毅的说法，南非全国1058家制衣企业中，共有562家未达到法定薪酬标准，这些厂商被统称为不合规厂商。
纽卡索大部分收到罚单的制衣厂主都和叶先生一样，没有认罚。2010年秋，劳资委员会对罚单申请强制执行，先是上门登记和评估资产价值，然后没收资产，最后将对这些资产公开拍卖。
但警察的执法行动，遭遇了纽卡索华商的集体抵制。据当地媒体报道，当警察上门对一家名为“Wingtong”的华人制衣厂执行没收时，所有华人厂商都停业声援。
2011年9月底，劳资委员会再次行动。一方面，继续申请没收华人制衣厂的资产，发出拍卖通知；另一方面，9月29日，谈判委员会联合纽卡索警察局、移民局、工会进行了一次联合执法，突击检查12家中国纺织厂的非法雇工。这次行动中，有6名中国籍劳工和40名其他国籍的劳工，因工作签证问题被拘留。
对华商工厂开展的查抄行动及中国籍劳工的被捕和超期羁押，引发两大华人商会组织纽卡索地区全部华人厂商停业两天，以示kang议。华人社区认为，谈判委员会对中国企业选择性执法。“不合规厂商占行业一半，纽卡索有60家，为什么不查别的厂商？”严荣华说。
当地移民局官员姆基兹（Dumisani Mkhize）对此予以否认。他说，地方移民局有权随时根据举报，对任何可能有非法移民问题的工厂或住宅进行执法。
发起诉讼战
华人厂商持续承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六七月间华商会发起了针对劳资委员会的诉讼。原告是来自台湾、香港、青岛的五家制衣企业，以及2011年8月注册成立的制衣与纺织企业联合会（United Clothing and Textile Association，UCTA）。这起诉讼预计将于明年1月开庭。
刘权毅是这起诉讼的核心人物。他是纽卡索市名为“Federal Congress”的少数党派党员，是上一届市议员。3月以来，他的工厂共遭到五次查抄。
“最终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法院认定谈判委员会对我们没有管辖权，罚单就不成立了。谈判委员会像一条八爪鱼，开出的罚单就像一条条触手，绕在脖子上让你无法呼吸，与其一个个斩断触手，不如把它的头拔掉。”他说。
“这对它们有非常大的杀伤力，一旦成功，谈判委员会就会被赶出非都会地区。我们认为，近期针对纽卡索的行动是一种反扑。”严荣华说。
为纽卡索招商引资的阿尔伯特也认为，当前经济环境下，劳资委员会“可以被称为过时的制度”，“劳资谈判的自主权应该下放到基层。这些企业收到一纸传真，就说这是最低工资，你就该付这么多钱。他们不是谈判的一部分。谈判委员会里头只有工会和一些非常大的公司”。
大厂商认为，小企业在薪资上不合规，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而让刘权毅觉得不公平的是，小厂商的利益在薪资集体谈判中并没有被代表。大厂商被小厂商抢走不少生意，有意借机排挤后者。此外大厂商更有机会获得政府补贴。
“消灭小雇主，它就变成只有工会和大型雇主之间才能玩的游戏。”刘权毅说，“我们的诉求是争取一个合理环境，让企业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这并非华商会首次挑战劳资委员会的权威。七年前，当劳资委员会将管辖权扩大到非都会地区时，华商会首次将其告上法庭。官司无果而终，但在工会和劳资委员会的稽查、以及兰特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当时华商会主席开办的诺瓦制衣厂（Nova Clothing）关门歇业。
此次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南非劳工部长。刘权毅解释说，劳工部长在2010年将劳资委员会的管辖权延长到2014年，涉嫌侵犯宪法权力。
“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集会的权利，自由参加组织的权利，谈判委员会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们（非都会地区）就被迫参加。”他说。
但自从发起诉讼，纽卡索地区的两大华商组织——华商会和纺织协会——便出现了较大分歧。“第一，我觉得不要去挑战劳工部长；第二，五家原告身份欠考虑，不能全是华人的，全部在纽卡索地区。”严荣华认为华商会的策略过于激进。
这起诉讼得到了南非一个私人信托的支持，可能的政治化倾向也让严荣华觉得不安。“刘主席是政治家，我们是企业家。他有兴趣和时间，我们没有。我们的态度是走，他的态度是打个翻身仗，彻底改变南非政治生态。”严荣华进一步说，“我是打个问号：仗没打完，物力财力已经耗得差不多了，谁来给你补偿？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被人利用都有可能。把华人的经济行为政治化，不是我想看到的。大象打架，踩死的是小草。”
华商会对纺织协会与工会和劳资委员会签署的协议，也表示不解。根据这份分三步走的协议，华人厂商须在2011年4月达到法定薪酬的70%，12月达到90%，2012年4月达到100%。
刘权毅认为，这份协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存在不同意见，华商会和纺织协会仍努力一致对外。(A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