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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出版:130位老人泣血控诉

  原标题:130位老人的泣血控诉,需要你侧耳倾听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出版

  南京大屠杀那年他才8岁,当时他们一家都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洞里,日军对着洞口用机枪扫射,把洞里的大部分人都杀了,他和奶奶一起躲在了尸体堆里才逃过一劫。由于过度惊吓,他得了精神分裂症,使他一生都在痛苦和惊恐中度过。

▲日军正在活埋南京市民。选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日军正在活埋南京市民。选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新京报实习生 杨林鑫 记者 付珊 编辑 陈薇

  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调查研究学者李晓方于近期出版了《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该书用近500幅受害者生存状况照片和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史料照片,以及20余万字的受害者口述经历,记录了130位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悲惨遭遇。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10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李晓方现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是退伍军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调查寻访侵华日军细菌战、化学武器、慰安妇等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如今,他被一股紧迫感推动着,要赶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老人们离世之前,记录下他们的泣血控诉。

▲李晓方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晓方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新京报:你为什么做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

  李晓方: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抗日侵略暴行受害者调查,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暴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罪行。

  现在很多国民都知道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了30万同胞,大家感觉到30万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却感受不到这30万个鲜活的生命、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日军一个又一个地用各种方法杀害时的惨烈。

▲被日军屠杀后,堆在南京江边的中国人尸体。选自《村濑守保写真集》。
 
▲被日军屠杀后,堆在南京江边的中国人尸体。选自《村濑守保写真集》。

  2008年,我参加了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71周年活动。当时看到这些受害者年纪都很大了,有的被家里人扶着,有的用轮椅推过来。我当时就决定,要抓紧时间来做这个调查。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吗?

  李晓方:后来我正好遇到一位受害者家属梁先生,他愿意义务陪我去调查。我跟着他去了他岳母的弟弟、梅寿芳老人的家里。

  梅寿芳老人说,1937年他只有五岁,但他能记得当时亲眼所见的一切。他告诉我,有一天,日军来到他们村庄,强奸年轻的妇女,并把他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等12位亲人杀害。

  老人在叙述时痛不欲生,有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老人还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觉得这样的田野式调查还是很重要的,也更加坚定了我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决心。

  从2008年以来,特别是这几年,2014到2016年,连续几年的国庆节、元旦这样的节假日,我都会去做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深入调查。

▲一名日军官兵在砍杀数名中国人后,提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让人为其拍照留念。选自《罪证:日军镜头中的侵华记录》 
 
 ▲一名日军官兵在砍杀数名中国人后,提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让人为其拍照留念。选自《罪证:日军镜头中的侵华记录》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

  新京报:你如何找到这130名幸存者?

  李晓方:我以前以为很好找,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类口述史了。当我真正去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先找到民政部门,结果民政部门说要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方便透露。好在我认识的几个人,他们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受害者。后面我们通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来寻找,但里面记录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已经去世了。

  接着,我们筛选里面记录的1930年以后出生的幸存者。我记得,刚开始,我一天甚至连一个受害者都见不到。一次跑到十个地方,七个幸存者都去世了,还有两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就通过认识的南京的记者、报纸之类,还到街道居委会去问,就这样通过各种手段一个一个找出来。

  新京报:现在这些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如何?

  李晓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是我所见过的战争受害者中生活最好的一群人。因为南京经济发达,政府也对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比较关心,社区、街道经常到他们家来慰问。民政部门每年会给他们发一笔补贴,他们看病除了有医保报销之外,剩下的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他们报销80%,几乎都不用掏钱。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城里,子女们照顾得挺好,生活也不错。也有个别的经济条件、身体不好的。

  新京报:对于那些老人,这就像是他们人生中的伤疤,他们愿意站出来口述经历吗?

  李晓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我见过150多个受害者,差不多有40个人拒绝过我的采访。有的家庭我连着去三次,还是被拒绝了。

  他们一是觉得这些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前也有过其他人采访过;二是有些幸存者不愿意再提及过去的事情,他们和家人住在一起,接受采访也是一种打扰。他们讲起这些经历,心里很难受,子女们也很反对接受采访,还有人报警说我是骗子的。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我们去调查前,一般不敢提前打电话,硬着头皮直接去敲门。我们会送些营养品,说看看他们,慢慢跟他们熟悉了,才进行采访。

▲幸存者梅寿芳的10位亲人被日军杀害。图为他指认埋葬10位亲人的墓地 。
 
▲幸存者梅寿芳的10位亲人被日军杀害。图为他指认埋葬10位亲人的墓地 。

  被撕裂的一生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谁的故事最触动你?

  李晓方:一位叫朱秀英的老人。她9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强暴。我这本书首发的时候她也来了,面对媒体讲述她的经历。

  还有一位叫张秀红的老人,经历也非常惨。日本人冲到她家中,用刺刀对着她爷爷要“花姑娘”,她爷爷说没有。日本人就用刺刀指着张秀红说,这个不是“花姑娘”吗?爷爷吓出一身连忙跪下来求他,说她还是个小孩子,放过她吧,鬼子不肯走,要用刺刀刺她爷爷。为了保护爷爷,张秀红被日本人拖到床上,扒裤子要强奸。她不从,日本兵把她的两条腿拉断了,下身也被鬼子撕裂了,在昏死过去的时候,被鬼子强暴了,留下了终身残疾。

▲李晓方与受害幸存者张秀红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李晓方与受害幸存者张秀红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因为下身有缺陷,她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差点死掉,以后就不敢再要小孩了。一到下雨天,下身还疼得不能入睡。

  这个事情对老人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她很怕看到抗战剧,看到电视里的日本鬼子,她会浑身都颤抖,难以入睡,还做噩梦。你如果不小心碰到她的肩膀,她会吓得不行。

  新京报:像这样有心理阴影的老人多吗?

  李晓方:我所知道的大屠杀受害者,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有位老人叫时国铃, 10岁时她亲眼看见父母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在逃亡路上,弟弟跟着一个和尚出家了,姐姐卖给别人家做媳妇了,她也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全家都散了。年幼时的痛苦遭遇,使她性格大变,脾气烦躁易怒,一个人孤苦地在敬老院里苦度余生。

  还有位老人,叫贺孝和。南京大屠杀那年他才8岁,当时他们一家都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洞里,日军对着洞口用机枪扫射,把洞里的大部分人都杀了,他和奶奶一起躲在了尸体堆里才逃过一劫。由于过度惊吓,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得了精神分裂症,使他一生都在痛苦和惊恐中度过。

  这些幸存者们都需要有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我觉得他们很需要陪伴。

▲岑洪兰下巴上依然有明显的伤疤。受访者供图
 
▲岑洪兰下巴上依然有明显的伤疤。受访者供图

  打算成立抗战受害者纪念馆

  新京报:未来你还有什么打算?

  李晓方:受害者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到最后尾声,我就慢慢整理出来出书。

  如果我现在经济上有这个条件,或者社会上有这样一个团队,我还会发动一个团队去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我认为受害幸存者肯定还有没公开身份的,现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多年前调查基础上的,目前,新出现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打算做一个抗战受害者纪念馆,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我采访时留了每个受害者的手印,向老人要了一些他们用过的物品,比如奖状、杯子、眼镜之类的,想更立体地用这些幸存者们的故事来重现当时的历史,把它当成是全人类的灾难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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