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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换头术”非中国光荣 中国不允许该试验

  原标题:黄洁夫:“换头术”不是中国的光荣,中国不允许这种试验

  11月17日,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对外宣布,自己成功在一具遗体上实施了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备受中国网友关注的是,手术实施地点就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也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11月30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头颅移植实验违反了中国器官移植有关法规,也违反了基本的伦理准则,应该追究有关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或领导人的责任。12月1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就这一话题对话黄洁夫。他表示,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伦理方面,“换头术”都是不可行的,还会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带来不良影响,“中国绝不允许进行这种临床试验。”

  谈“换头术”:这个第一不做也罢

  北青报:“换头术”这个概念是最新的吗?

  黄洁夫:其实“换头术”这个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已经做过“换头”的手术,当时是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成了“双头狗”。这个狗后来就存活了3天,因为移植上去的狗神经没有办法和受体融合,所以后来苏联就放弃了这个手术。7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也在狗身上做了“换头”实验,但这只狗存活时间还不到24小时,此后又做了很多例,证实脊髓中枢神经的再生是没有可能的。

  北青报:既然提出时间这么早,此后的几十年里,“换头术”就没有一点进展吗?

  黄洁夫:“换头术”的提出时间其实和其他器官移植时间差不多,之后其他固体器官的移植都有了发展,比如肝脏、肾脏等,但头部移植始终不行,渐渐就很少有人去做这个实验了。偶尔也有人做,其中最热衷“换头术”的就是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

  北青报:塞尔吉·卡纳瓦罗对“换头术”的痴迷似乎在全球都很有名,您怎么看他把手术地点选在中国?

  黄洁夫:最早卡纳瓦罗的换头手术有一个俄罗斯渐冻人患者做志愿者,当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要在这名患者身上进行换头手术的消息,结果引起了全球医疗界主流声音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人多了之后,“换头术”在意大利的声音就慢慢沉了下去。之后卡纳瓦罗就将手术地点选在了中国,至于为什么选在中国,外媒评价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伦理底线的国家”,所以才选择在中国做。所以说,这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在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抹黑。有些网友可能很高兴,中国成了“换头术”的第一,但这是一个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罢。

  谈技术:1还没有,何谈100

  北青报:这个实验本身有借鉴意义吗?

  黄洁夫:在两个尸体上做所谓的人头移植,其实是很粗糙的,同时也很粗浅,可以说这是一台谁都可以做的手术。实际上,这次完成的只是一个解剖学上的模型。

  北青报:从您的角度来看,“换头术”在技术层面有可能实现吗?

  黄洁夫:头颅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它牵扯一个中枢神经的连接问题。到目前为止,神经元不能再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我们有千千万万脊髓损伤的患者,腰椎一折断,脊髓就瘫痪了,也就是说自身神经稍微受点损伤就不能恢复,何况是切断之后再连接上异体呢。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已经证实,脊髓是接不上去的。现在炒作要用“胶水”把神经粘起来,从而实现脊髓横断再连接,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评论说,“这种理论就像把大西洋底的光缆切断,然后再用胶水粘起来”,荒唐可笑。

  北青报:将来神经连接技术有所突破后,“换头”可能成真吗?

  黄洁夫:除了中枢神经的连接外,“换头手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排异反应。我是做肝移植的,大家都知道肝移植、肾移植等器官移植都会有排异反应,虽然现在已经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器官,对身体整体来说,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用免疫排斥药还是可以控制。但如果是换头的话,首先你很难判断哪一部分算这个人的主体,哪一部分算被移植的部分,即使按照现在卡纳瓦罗的说法,头算主体,肢体算移植过来的,你也很难想象要用多少免疫排斥药。光吃免疫排斥药,就会把人治死,因此从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北青报:那您看好相关技术的发展吗?

  黄洁夫:暂且不提头颅移植,相对比较简单的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过,就是一个人接上另一个人的肢体。其实血管之类的连接并不难,但目前所有接受过这一手术的患者都没有恢复肢体的功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神经不可再生,你想周围神经都不行,中枢神经就更难;另外,接受这一手术的许多患者还出现了精神疾病方面的症状,始终觉得这个肢体不是他自己的,甚至还有人因此自杀。几乎所有人最后都选择了截肢,改为接受义肢。在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的技术还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头颅移植在技术上显然更不可能。1都没有,怎么能去做100?

  谈伦理:每个活着的细胞都是“我”的一部分

  北青报:如果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话,是否就可以进行“换头”?

  黄洁夫: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但要不要做、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真的允许“换头”,那是头算人,还是身体算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可能有些人认为,头作为神经系统最高级的部分,可以通过神经控制全身,应该被算是人的主体。但从我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人身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确实有许多案例证实,器官被移植后,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收到供体信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存在在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

  北青报:其他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前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伦理难题?

  黄洁夫:不同器官,情况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后来儿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现了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那场大争论之后,我国就取消了睾丸移植手术。头颅移植也是一样的,即使能够成功,那这个活下来的人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孩子应该算脑供体的,还是躯体供体的?

  北青报:这种伦理学上的争论可能随着技术进步慢慢达成共识吗?

  黄洁夫: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生命,不能对病人造成伤害。一个手术能不能做,不说在全社会取得共识,至少要在医学界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有网友将头颅移植的争议和肾移植类比,但肾移植当时面临的争议其实是不同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头颅移植完全不同。

  北青报:医学伦理和技术进步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黄洁夫:医学有禁区,科学有红线,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做成功就可以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做了好不好、能不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孕期检测胎儿性别,但这是不被允许的。

  谈追责:违反中国器官移植条例

  北青报:所以您对“换头术”是明确反对的是吗?

  黄洁夫:我们不反对头颅移植的实验研究,科学研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反对的是,炒作在人的身上进行临床头颅移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网友质疑说我们反对头颅移植会不会阻碍科学研究发展,不是的,我们是反对现在炒作的临床对遗体进行头颅移植。设想一下,如果你是遗体捐赠者的家属,你会愿意亲人的遗体被用于这么粗糙的实验吗?如果我们把在动物实验中都没有取得成功的技术,用在两个充满爱心的捐赠者身上,这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

  北青报:此前您在介绍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希望哈医大就此事追责,方便介绍下“换头术”具体违反了哪些条例吗?

  黄洁夫:首先是违反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所谓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其中并不包括头颅。另外,最基本的《执业医师法》中也规定,以病人为核心,不能伤害病人。还有其他许多条例,每一条都违法了。

  北青报:有网友指出,条例中有“等器官”的表述,因此头颅也应该被包括在内,您怎么看?

  黄洁夫:头颅不算器官,大脑是个器官,头不是,所以不能算的。

  北青报:那追责会马上提上日程吗?

  黄洁夫:这个决定权并不在我,我只是一个建议。在中国用两个遗体做这样一台粗糙的手术,家属同意吗?两个遗体身前是否曾表达过愿意把他的头去做这个实验的意愿?这些都是需要调查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待这次“换头术”造成的国际影响?

  黄洁夫: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器官移植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会有人捐献器官的”,到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5千多例器官捐献,加上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共计1万6千多台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可以说,中国已经走上器官移植的舞台,正在走向器官移植的中心,计划2020年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怎么能用最能引起伦理学争议的移植手术,来增加中国的负担呢?

  来源:北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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