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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2人村庄实地探访:对记者恼怒 收钱接受采访

新华社照片,横山(陕西),2015年3月17日 两个人的村庄临近春耕,王明厚(右)和高生花开始在地里忙碌(3月16日摄)。  新华社照片,横山(陕西),2015年3月17日 两个人的村庄临近春耕,王明厚(右)和高生花开始在地里忙碌(3月16日摄)。

  媒体报道驮巷村圪洞峁“仅剩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引热议。    

  记者走访发现“空巢村”在当地绝非个例,50岁的已算“年轻人”。

  新闻分析

  不必悲叹

  向往新生的人们远走四方,不愿离去的人们守住故乡。

  5个人的村庄,某种意义上说,没什么好悲叹的。对于那些曾经世代生活于这里的村民而言,他们可以走出大山,可以不再人身依附于某种经济关系,可以去寻找新的生活,仍是可以显示出一个时代的辽阔与自由的地方。所谓辽阔,不只是大山之外的世界,更是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所谓自由,不只是脱离了旧有的生存方式,而是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以及某种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如果我们都曾经深谙“广阔天地”的艰辛与困苦,那我们应当理解这一切,并真诚地祝福他们。

  据新华每日电讯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陕西横山县报道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镇驮巷村圪洞峁,王明厚、高生花夫妇成了这片陕北偏僻的黄土地上的名人。有媒体报道,他们是村里仅剩的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一时引起全国热议。据成都商报记者调查, 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王明厚夫妇并不明白外界的喧嚣,只是儿子一直告诉他们,“报道出去后,很丢人,别人说儿子不管我们”。

  他们所在的村其实还有5人长期居住,附近一两公里,也住着20多人。但这也仅有原来人口的十分之一,留下的多是年龄大的老者,50岁的已经算“年轻人”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确是不争的事实。

  留守

  最近,王明厚夫妇一直在等待。

  据他们所理解,最开始来的两三家媒体都告诉他们,接受采访了就会有人来慰问,给他们送钱。于是,他们就每天在家等待,等了一个星期,也未见“好处”上门,等来的只是一拨又一拨的记者。王明厚夫妇就有些生气了。

  他们家住在典型的陕北窑洞里,养了一头驴、五六只羊、20多只鸡,还在附近种了几十亩地,每年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农闲时,王明厚会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到集市上转转。

  此后,再见到记者上门,王明厚夫妇甚至有些恼怒,会不由分说地讲:“你们记者都是骗人的,你们来我家有自己的利。”王明厚认为,记者在他家采访拍摄,他要配合摆姿势忙一天,最后白忙活,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不愿再等待记者们画出的饼,而是提出,一定要先给钱再接受采访,要价200元。

  但他们的儿子似乎更要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村里明明还有5个人,附近住着20多人,却被媒体说成只有他父母两人。他认为:“外面说整个村里只有我爹妈了,那不是说我不管他们吗,说我混得不好,还把爹妈留在农村。”

  高生花也为了给儿子争这口气,嘴里不停地嘟噜:“我们不要谁管,我们有自己的儿子管就行了。我们也不要钱,你们都走。”

  在他们的眼中,子女在外面混得好,是他们在村里地位的根本。

  10多年前,驮巷村本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5人。在距驮巷村不到1公里的星峁村,本有15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20多位老人。附近四五个村,只有一个村委会还在运行。

  当地虽然有广阔的土地,但由于缺水,都不算肥沃,一般的地只能种土豆,稍好一点的地也只能种玉米。而出门打工有时半年都能挣三四万,在经济的刺激下,村庄的人们开始了第一波外出打工潮。人少地多,土地贫瘠,劳动力匮乏,这都导致很多土地荒芜,留下的人可以在土地上恣意耕种。

  外出

  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36岁的高翔对于远离故乡很是无奈。他说,他们离镇上唯一的幼儿园有5公里。约10年前,眼看小孩到了上学幼儿园的年龄,而那么小的孩子每天要在山里步行,父母实在不忍心,高翔一家选择了到县城打工。

  高翔的5个兄弟姐妹都已离开农村在城里打工,他家所在的小队,户籍人口有100多人,而现在只有一人还留在农村种地。

  10多年前,农村的教育资源逐渐集中到乡镇,高翔再也见不到自己小时读书的学校,他的儿子也没法像他一样在农村就近上学。在第一波外出打工挣钱的热潮过后,像高翔这样的留下者,不得不为了子女上学,也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

  离镇上8公里左右的一所小学,现在几乎已经闲置。一位曾在该校任教的老师说,10几年前,还有好几百学生,可现在15个老师只有10几个学生,几乎是一对一教学。即使这样,老师们也只教到小学三年级,以后要到镇里的小学。

  村民们认为,农村学校“教不好”,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也愿意选择到城里谋生。即使没钱,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

  镇上拥有全镇唯一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的“学校经济”也让原本并不繁华的小镇,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

  一位村民说,带着小孩在县城、市里上学,由于没有户籍,每年每个孩子的各种开销在万元左右,有些家庭承受不了,便选择镇上的学校,上学几乎不需要自己花钱,生活费也可以节省很多。

  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则选择租住在镇上,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小孩。小镇私房的房租也不断攀升。

  进城

  外出打工是为了子女,家中的父母则是他们另一份牵挂。王明厚夫妇虽然不是两个人的村庄,但他们家独居在一个山头,附近有些似乎装修不久的窑洞,也已被闲置。

  一位老人守一个山头,成了当地形象的说法。

  人虽然都在外地打工,村的建制实际上也已不复存在,但这些背井离乡的村民,还是希望借此延长老家村庄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感。

  好在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村民们多在榆林市和附近的鄂尔多斯市打工,离家并不算远。

  王明厚的儿子也曾把他们接到县城,可老人总是流泪,他们不愿意在城里呆。

  在星峁村,77岁的周耿涛头上缠着白毛巾,典型的陕北农民的打扮。他不仅下地干活,还能一下扛起几十斤的牧草。老人说,他习惯了这样辛勤劳作的生活。

  周耿涛的子女就在县城打工,每个月会回一趟家,给老人送点粮食和菜。

  子女也接周耿涛去过县城,周耿涛说,他不想去。在县城的楼房里,周耿涛的妻子常常嚎啕大哭,他喜欢一出门就有蓝天白云和黄土地,县城的生活老人认为像在“坐牢”。虽然在子女家吃得好、生活好,可周耿涛夫妇还是不习惯,周耿涛说,在城市有了鼻涕都不知道朝哪甩,他们认为农村自在,坚持回了老家。

  “死也要死在自己家”,怕离开农村后,家里没人,房子垮了,到时再想回家连家都没了。

  坚守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正好赶上约一周一次的集市,镇上的集市,大部分也都是老年人。老人们把种的土豆、玉米、养的羊运到集市上,再换回大米、白面和生活费用。

  这些老人虽然驻守在村里,但有了事还是要靠在外打工的子女,“有病,各人找自家儿”。老人们生点小病都是自己扛着,怕给子女添负担。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给子女打电话,子女们再回村接老人去看病。“多数是扛着,有的等扛不住去了医院,已经晚了”,一位村民痛心地说。

  61岁的李种香在家里养了60多只羊,想起在城里当搬运工的儿子,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重复着:“可受罪,可受罪了。”她的儿子出门打工17年,孙子今年也已经17岁,儿孙们在县城开三轮车帮人搬砖。子女们告诉她,在城里就是收破烂都比农村好挣钱。

  李种香不去城里,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去,而是她还要留在农村照顾80多岁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也成了农村留守村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几年前,李种香的丈夫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她一人劳作,从早到晚,种地、喂鸡、放羊,几乎没有闲暇时光。好在她83岁的母亲每年还有4000多元的低保,可以分担一些经济负担。

  留守的老人说,在农村,他们自给自足,可以几个月不花1块钱,而在城里,“每个月交水费都要好几块钱”。

  土地随便种,门口就有羊吃的苜蓿,有蓝天、白云和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更有自在的生活。这些老人虽然多数已年过花甲,但他们仍要在这片黄土地上耕种,为了远方的子女在城市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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