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昂贵的飞机也是侨胞们捐赠的重点。据任贵祥、刘维开等专家分析，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捐赠的飞机就有217架。另外，他们捐献的坦克也足以武装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加上争取到美国支持，买了3架战斗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供中国用来训练航空生。
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献机情形更为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献机外，还有华侨庄东里个人独捐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学生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车辆，也是祖国抗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在抗战前3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另外，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其他物资。
“我妈妈白天要维持生计，照顾孩子，晚上就借着弱光，为中国抗日将士缝制棉衣，再交到侨团运回祖国。这是妈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缅甸老华侨马振宏告诉我们，他永生都难忘这个记忆中的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