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入侵郑潮炯的家乡——新会大泽许坑村，30多位乡亲包括他从南洋回乡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国恨家仇激发了郑潮炯夫妇支持抗日救国的决心。这时，已经怀上第五个孩子的钟彩合，听到丈夫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卖掉了，乳银80元捐给了筹赈会。将来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家的孩子……”她当时没有当真。
当儿子生下3个月后，丈夫真的拿出一纸卖儿的契约。她才明白过来，丈夫为了救国，真的连亲生儿子都卖了。
钟彩合告诉记者：“我当时难以接受，可丈夫不断对我说：‘没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呀！自己养孩子和别人养孩子都一样，都是中国人。最后，他们夫妻才达成一致，把这个取名为社义的孩子交了出去。那笔钱甚至都没有经过他们的手，直接捐到了筹赈会。
“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国家”
之后，“卖子救国”的义举传遍南洋，激励更多的华人华侨们参与支援中国的行动。后来，钟彩合总是解释说：“我们是送子救国。”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再次背起背包义卖瓜子，筹款2万元，一部分寄给中国的孤儿院及伤兵院，其余则拨作当地华侨福利基金。
一年年过去了，他们夫妇对儿子社义的思念并没有断，但孩子和其养父母已不知去向。1964年，郑潮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几个月后，中国及广东省侨联在肇庆找到了社义。
郑潮炯夫妇回国与儿子重逢，激动得泪流满面。社义说，他养父在战乱中被日军打死，养母带着他回到中国。他长大后当过解放军战士，退伍后在农机厂当工人。
1984年2月，80多岁的郑潮炯离开人世，临终前对社义仍然念念不忘。钟彩合不忘丈夫的嘱托，先后7次回国探望社义。近日，记者也在江门也采访了社义的儿子郑为国。他说，爸爸最后理解了爷爷当年的选择，“在那个环境下，作为一个平凡的市民，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助国家”。
(黄学佳 庄楚锐 王华玲 申婉婷)
(五邑大学刘进教授提供部分资料)
纽约洗衣工发起“救济箱”活动支援抗战
不到两个月
募捐了4辆救护车
“熨斗重达8磅，洗衣工每天拿着它工作18个小时。听我父亲说，一周艰辛劳作，最后也只有4美元收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元老陈金坚的女儿陈美嫦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洗衣业，曾是美国华人早期主要的营生之一。抗战时期，洗衣工们在异国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从直接捐款到组织成立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为衣联会)，并推动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一名名洗衣工，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抗日救国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