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 新南非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土改缓慢引起了像马勒马那样的激进人物的强烈抨击，他甚至主张学习津巴布韦，搞暴力土改。南非民主政治中也有不少团体要求加速土改。但是，即便在“更左”的祖马取代“自由主义的”姆贝基后，非国大政府的土地政策仍然一以贯之。原因有二：

一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黑人加速进入城市，尤其是原来“流动工人”留在“黑人家园”的家属，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之类，大都进城团聚，南非本国籍“农民工候鸟现象”已基本消除。2009年，南非五千万人口中只有1200万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与产值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更只有几个百分点，土地问题的压力相对而言不是很大。

二是如同在非农业领域一样，非国大政府实行“以福利代替清算”，以二次分配代替产权剥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尽管土地改革步伐缓慢，但农村公共服务进步明显。祖马政府宣布：“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应该有水、电、卫生、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有道路和赚钱机会。”因此决定把土地改革工作从农业部剥离，另设专门的土改机构，而让农业部专注于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南非政府仍然强调农村优先，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不怎么提土改优先了。

尽管如此，土地问题在南非还未解决，仍将继续成为民主政治中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南非自种族隔离制度末期以来，失业率和犯罪率高企，生活在警方治安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而又相对富裕的白人农民-农场主成为犯罪分子重要的作案对象。袭击白人农场，尤其是造成命案的袭击事件频发，成为南非治安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据说四万余农场主中如今累计已有三千人遭到谋杀，命案发生率四倍于城里——众所周知，南非城里的暴力犯罪已经够严重的了。于是，正如在土改问题上非国大政府受到两方面的抨击——“工人”嫌土改太温和，“农民”却说土改太激进，在农场主遇袭问题上是“右派”指责政府惩办不力，“左派”指责政府小题大做。

如果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史观，我们会说这是针对白人富户的农民“起义”，正如过去我们把中国古书上所有关于“贼”、“寇”的记载都编入“农民起义资料集”一样。但是今天在南非，“白人农场主遇袭”问题反而使激进土改更难进行：

一是现今南非民众和政府都对犯罪率高企深恶痛绝，对犯罪都要谴责和惩办。结果常常使政府面临尴尬。如1997年曼德拉总统在此类报道的压力下，批准建立了保护农场的专职警察部队，结果到2003年发现，这支部队成了当年白人极右翼民兵的变身，不得不予以解散。2010年白人极右翼分子欧仁·特列布兰奇在自己农场被两名黑人农工谋杀。他本人原来搞过极右翼恐怖活动，并曾因此被判刑，是个声名狼藉的人。但他的被杀却把他变为偶像，数千人参加葬礼，白人右翼舆论强烈反弹，把这类事件称为（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政府除了呼吁“冷静”外无法反击，还宣布禁唱了马勒马派的一首激进歌曲（其中有“杀死布尔人”的歌词）。这类报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白人农场主塑造成“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激烈措施更难出台了。

二是袭击使许多农场主弃耕和逃离，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在国内外引发了对南非“津巴布韦化”的担忧。

三是在袭击罪案频发的同时，农业工人有组织的博弈却不发达，而且行动也往往得不到城里工会的支持。在强工会、多罢工的新南非，这一现象耐人寻味。2012年8月在马里卡纳矿山工潮的影响下，西开普省一些葡萄园农工发动“有组织、但没有政党、工会和NGO支持的罢工”，被视为“沉寂几十年后”出现的农场工人运动，但工会在当地的组织却反对这一罢工，使这次罕见的农业工潮无果而终。另外，十多年来全职农工不断减少，农场主更倾向于雇用季节工和外籍劳工，也使得农业工人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