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 新南非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当然，即便在黑人中，成为“蜜蜂富豪”的机会也远谈不上平等，尤其对于拉马福萨这类从高官变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权致富更是争议很多。不过，暴露在相当自由的南非舆论下的拉马福萨似乎比较自信，因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穷人（不是自称代表，而是确实在自由竞选中得到大量穷人选票）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的支持——既然穷人都不“仇富”，你们不那么穷的人还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温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白人殖民过程主要是在农业时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严重的历史罪恶。“奴役人民”的问题在黑人解放后解决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个“政治正确”之所在。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宗主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很多乡村还保留着非洲传统的部族、部落状态。而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少数国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却是在所谓“独立”（白人自立建国）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统治，这些本土白人绝大多数原是农业殖民者（所谓“布尔人”即“农夫”之意），他们对传统黑人部落生存空间的挤压，要比“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严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问题也就更加突出。应该说，殖民者用强权“霸占土地”要比类似中国自古以来土地私有制下民间买卖、继承形成的土地关系更不公平，因此土地改革的号召力也更大。

如果说“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历史问题，那么南非现代化农业中的劳资矛盾就是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认为，资本主义的兼并过程会消灭家庭农业，在农业中普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从而发展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但欧美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使用业主家庭劳动和辅助性季节工的家庭农场至今仍在现代农业中长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现了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场景：使用全职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节工）的大农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于是南非农场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斗争就比欧美明显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这些黑人农业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乡村黑人还是生活在类似过去“黑人家园”那样的传统部落地区，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份地由家庭耕作，类似中国的“责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贫状态下糊口型的自给农业，并没有“责任田”那种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旧南非只是以此作为城市黑人“流动工人”的所谓退路，把他们的“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人群。

由于靠这种糊口农业维持黑人劳工家庭的“两栖”性显然不可持续，当年设计这种“种族主义新农村”体制的汤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给“黑人家园”补充土地，使那里的农业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农场主不肯而未实现。白人政权转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长“独立建国”来实现流动劳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这一邪恶的梦想。新南非废除黑人家园制度后，这里的两栖家庭主要去向是进城团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则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更新基础设施，以便就地脱贫。真正想既不进城又脱离部落、移居到原白人农场地区去通过土地改革“当家作主”的黑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进土改的主要是黑人农业工人。尽管在前“黑人家园”与白人农场区接壤地带，很多“家园”居民就在附近白人农场做工，并因而兼有农业工人身份，但是南非农业工人总数仍比前“黑人家园”人口少得多，当然比总数约四万余人的白人农场主还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没有中国那种农民（peasants）概念，原“家园”人口被视为传统部落居民，所谓“农民”（farm-ers）是指农场主。尽管新南非黑人中出现很多“蜜蜂富豪”，但农业并不吸引他们，所以农场主基本上仍是白人。于是在南非，你常常会看到“工人”（黑人农工）要求土改、而“农民”（白人务农者）反对土改，这种现象中国人不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