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与古巴：冷战中一段被隐没的历史

 [摘要]直到1980年代末，卡斯特罗的道路一直是南非黑人的重要选项。

       去岁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尽管这是一个世界舆论早有心理预期的新闻，其在去年上半年便已多次传出病危的消息，6月更有媒体爆出其孙已将葬礼的转播权高价卖给南非国家广播公司，颇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乎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离世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悼念，据报道有九十一个国家和组织的元首及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在NBA比赛现场也用大屏幕插播了曼德拉影像，以示敬意与哀悼。曼德拉本人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出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特别是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平等公开地调查种族隔离时期黑、白双方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和解，完成了南非政治的和平转型，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与尊敬。这一历史功绩在其身后的诸多报道中早广为人知，自无需笔者赘言。

       但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片段，不免让人想起非国大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一段已被淡忘但却重要的历史。南非自1948至1991年间实行了长达四十三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几乎和整个冷战的历史相始终，因而，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为了废除或维系这一制度所展开漫长的斗争，战场绝不仅局限于南非内部，而是与冷战中美苏争衡、南部非洲的独立运动、古巴的革命输出等外部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读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作者一反传统冷战史聚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位于铁幕两侧东、西欧诸国的研究路数，转而关注美苏双方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输出和势力范围的竞争如何与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诉求与民族主义相杂糅，而正是在这一争夺的过程中，第三世界作为世界政治版图中的重要一翼逐步形成。此外，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世界历史文库》系列，这是自“文革”中组织翻译 “国别史”丛书以来，最大规模的各国通史翻译计划，虽然在选目与翻译质量上稍有参差，但亦为国人更新关于亚非拉的认知提供了便利。其中《古巴史》一册的作者理查德·戈特虽有古巴人民老朋友的嫌疑，但书中对卡斯特罗输出革命的种种举措倒也着墨甚多。

      在之前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都多少有意无意地将曼德拉塑造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这点大约距历史真相稍远。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先后出现过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除了1993年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外，之前的两位分别是1960年获奖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约翰·卢图利和1984年获奖的图图主教，这两位都因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相反，曼德拉最初代表了南非黑人运动中激进的一翼，他和奥利佛·坦博、姆贝基等人皆是更为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中的核心人物。1960年是南非黑人运动史上的转折之年，虽然当年卢图利成为第一位获得和平奖的非洲人，显示南非黑人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承认，但就在同年南非当局在沙佩维尔事件后宣布取缔非国大，直接导致次年非国大转向武装斗争。曼德拉本人则亲自组建了非国大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但曼德拉1962年便因从事武装斗争而遭到逮捕，传言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南非当局的行动提供了情报。1967年接替去世的卢图利出任非国大主席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坦博，在此之后长期领导了非国大及南非黑人的斗争，当然不乏运用暴力手段展开的斗争。因而后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中，已经逝世的坦博被认为需要对1983年造成十七死一百九十七伤的教堂街爆炸案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曼德拉担任总统后之所以能放手推动这一调查，甚至其发妻温妮也难逃指控，乃是与其坐牢二十七年，没有沾染任何一方鲜血的便利有关。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末，卡斯特罗式的道路一直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的重要选项。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恐怕既非缘于非暴力的和平斗争，而以民族之矛、波戈为代表黑人武装组织由于实力薄弱，并不能真正撼动号称拥有南部非洲最强大军队的白人政权，特别是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后，其主要领导人或被投入监狱，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而民族之矛主要的训练营地更位于遥远的坦桑尼亚。1960年代以后，南非黑人的解放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南部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战争及冷战中美苏在这一地区的争衡裹挟在一起，其中尤以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等国的局势对南非国内局势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津巴布韦原为英属南罗德西亚，1965年宣布独立，但独立之初建立的是一个与南非类似的土著白人政权，这一政权遭到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反对，并广泛开展了反抗白人统治的游击战争。与冷战中所有常见的戏码一样，南非、葡属莫桑比克、罗德西亚三个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以及美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而津巴布韦游击队后面站着的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苏联。1974年葡萄牙内部发生左翼的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进而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另可一提的是此举奠定了澳门回归和东帝汶独立的法律基础）。借此东风，1975年莫桑比克黑人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津巴布韦的白人政权渐亦无力支撑，1979年通过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达成和解，并于次年选举产生了以穆加贝为首的黑人政权。至此，南非白人政权失去了非洲大陆上唯二的盟友，而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盟友的存在，南非政权才能把非国大的力量隔绝在与其本土不接壤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新独立的黑人国家，特别是建国后宣布宗奉社会主义的莫桑比克，对南非境内黑人兄弟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成为非国大政治、军事力量向南非国内渗透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南非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行动还属于暗战的话，那么其对于纳米比亚的占领及大规模卷入安哥拉内战这样的热战成为压垮白人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纳米比亚原称西南非洲，原为德国殖民地，南非1915年借一战之机占领其地，国联1920年决议将西南非洲暂时交予南非托管，1946年联合国要求南非将其转交联合国托管，南非予以拒绝，于1949年正式将其吞并，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崛起，反抗南非殖民统治的游击战争爆发。另一方面，葡萄牙殖民者的突然撤退，在安哥拉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随即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美国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展开了持续二十七年之久的惨烈内战，而南非为了消灭以安哥拉南部为基地的SWAPO游击队，与安盟结成同盟，大规模地卷入安哥拉内战。

       在安哥拉内战中扮演另一个关键角色的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卡斯特罗便将输出革命的目光投向了非洲。由于古巴黑人主要是早年被从非洲贩卖而来的黑奴后裔，因此古巴革命者觉得自己对非洲黑人的解放事业具有天然的道义责任，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格瓦拉率领至刚果的百人分队全部由古巴黑人组成。古巴人为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的左翼游击队提供军事训练与援助，正是这些游击队摧毁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国。正如几内亚比绍革命者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所言：“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但如果有的话，我们的那些被抓到美洲做奴隶的祖先们的灵魂现在一定会欢欣不已，因为他们看到子孙们重新团聚，并为争取我们的独立和自由而精诚合作。”

       尽管古巴人对非洲的兴趣随着格瓦拉的离开曾一度减弱，但又随着1975年安哥拉内战的扩大而重新燃起，或有人会将南非与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长达十余年的较量视为美苏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但卡斯特罗本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也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倒是苏联人经常怀疑非洲的革命者并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他们之前怀疑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一样，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人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卡斯特罗最初在没有苏联人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老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漫长飞行，其间还经过三次经停加油，将古巴特种部队紧急输送到安哥拉战场；苏联人加入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运输超过一万两千人的古巴军队投入战场，挡住了南非人向罗安达挺进的步伐，改变了战场的局势，而安哥拉的天空则长期是由古巴飞行员和飞机保卫着的。更决定性的行动发生在1988年，当时冷战已告尾声，忙于搞缓和的苏联人早已无心在安哥拉继续恋战，但卡斯特罗动员超过一万五千名古巴精锐部队投入安哥拉战场，并在奎托夸纳瓦莱决定性地击退了前来进犯的南非军队。这场战役是欧加登战争之后，非洲大陆上最大规模的陆上会战。此时，古巴投入安哥拉战场的军队超过了五万人，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美国在越南军队的两倍。正是这场战役迫使南非与安哥拉、古巴展开谈判，最终达成了双方军队同时撤出安哥拉的协议，并允许纳米比亚独立。

      曼德拉在出狱之后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之中便有古巴，1991年7月他在古巴参与纪念攻打蒙卡塔兵营三十八周年的集会上曾热情地赞颂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使得安哥拉享受和平，并建立自己的主权成为可能；击溃种族主义的军队，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成为可能；对侵略的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打破了白人压迫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对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对处于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是一个鼓舞。如果没有奎托夸纳瓦莱战役的胜利，我们的组织将不会取得合法的地位”。

      事实上，非国大长期以来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最重要的盟友，南非共产党大量党员加入非国大，并长期主导了非国大的军事组织，其中1993年遭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便曾长期担任民族之矛的总参谋长。早在1969年，苏联人曾派遣红旗特种飞行大队将一千五百多名非国大成员从坦桑尼亚运至苏联本土接受训练，并一度计划将非国大战士派往阿尔及利亚作战。而曼德拉逝世之后，非国大在讣告中承认曼德拉本人也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并任中央委员（见非国大英文主页）。

       必须要承认，曼德拉政治生涯最成功之处，便是带领非国大顺应了冷战之后的国际潮流，以放弃社会革命的主张为代价，完成了与白人政权的政治和解，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而在历史的背面，古巴战士在南部非洲独立事业中的牺牲与流血则被隐没，难怪《格拉玛报》要在曼德拉葬礼次日发表题为《曼德拉和菲特尔：什么未被陈述》的评论，指出“在1975年至1991年，有四十五万古巴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安哥拉工作和战斗，其中有超过两千六百人战死沙场，伟大的曼德拉的逝世为表彰这些战斗以及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国际英雄主义提供了契机”，但这些在国际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又有谁会听到呢？只有邀请劳尔·卡斯特罗在葬礼发言，才稍许透露了古巴与南非间的旧谊。

      高亢的革命史诗剧的结尾却伴随着荒谬，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中古巴人的英雄奥乔亚将军，这位曾经先后在委内瑞拉、刚果、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安哥拉作战，甚至1973-1974年一度指挥古巴坦克部队驻守戈兰高地准备迎击以色列的古巴将军，在回到古巴之后不久便因卷入贩毒案而遭到审判，并于1989年7月被判处死刑。有人怀疑，对于奥乔亚的审判具有政治目的，他曾支持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引进古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乔亚贩毒所依赖的情报与运输网络，是古巴为了向哥伦比亚及中美洲的游击运动输送武器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巴拿马的独裁者诺列加将军，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涉嫌贩毒为名，发动闪电式的入侵，将其逮捕。

       文安立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援助朋友或者反抗敌人的美苏双方顾问们都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但冷冰冰的事实则如冷战中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多勃雷宁所断言的那样：“1970年代期间超级大国在非洲的大举扩张活动大多数是徒劳无益的，二十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能够记起它们。”冷战中美苏之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得美国“牺牲民主的价值观，以在大多数第三世界支持右翼独裁统治的方式来阻止左翼独裁统治的出现”（加迪斯语）。南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然苏联方面也是一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葬送这个国家。任何一个独裁者无论多么愚蠢与腐败，都不难找到一个超级大国作为盟友，这种荒诞局面的存在使得当时所有怀抱理想主义的牺牲者，在现在看来都显得暗淡与模糊。别忘了，这些牺牲者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