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女难民的自述: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

　　原标题：一位缅北女难民的自述：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

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缅甸过来的边民跑到土堆上观看对面缅甸境内山头交火的情况。刚刚发射的炮弹在空中留下一个烟雾圈。 图据东方早报

　　■ 缅北战事不断。缅甸独立以来，几十年的内战让这个国家伤痕累累。

　　■ 自上个月开始的新一轮战事，仍然是在缅甸北部多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政府军之间发生的，与以往战事爆发相同，大量难民涌入中国边境，寻找栖息之地。

　　■ 连绵数十年的战争，让这里的百姓颠沛流离。人们从新闻里看到的多是宏观的报道，但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在中缅边境两侧的人，这么多年的战事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们又因为这样的战事陷入了怎样痛苦的人生？

　　成都商报记者深入战争前沿，为你讲述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们的故事。

　　缅政府要统一，独立武装要权利——2012年，15年的和平协议撕碎了。截至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和平协议撕毁以来，已有6万多人次的缅甸边民进入中国。

　　今年11月20日凌晨，缅北的棒赛、木姐、105码、勐古等多个战略要塞，同盟军、克钦独立军等四支武装联合，向缅甸政府军发动袭击，战事再次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40岁的宋兰婧是涌入中国边境难民中的一员，从十岁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战火的惊恐之下，“我一辈子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11月26日，在畹町的一家客栈内，她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逃亡故事。

　　（注：正文以第一人称讲述整理）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德宏畹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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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弹飞

　　“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

　　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我叫宋兰婧，今年40岁，身高1米50，体重147斤。我的头发，白了约3/4，这不是遗传的，这是生活所迫。

　　我的祖籍，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村山头寨，父亲和三叔后来到缅北讨生活，最后他们都在缅北成了家，妻子都是云南人。我的三叔后来回了中国，他现在是一个中国人了。

　　我出生在一个叫南茄的寨子，我在十岁的时候，人民军和老缅（政府军）正交战。有一天，父亲到山上放牛去了，妈妈带弟弟妹妹们，去云南龙陵逃难去了，我是长女，要留在寨子里守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还有一点点没落下，炮弹突然就在寨子附近的两个山头上空飞来飞去。

　　我恐惧极了，将家里的一口缸打翻，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乱。不管是人民军还是老缅，他们经过寨子时，总是要菜要米，我们也都会给。

　　1986年后，人民军改称同盟军，不久同盟军内部又分裂了，分为彭家军和杨家军，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缅北的部队太多了，我们有时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和谁在打。

　　父亲当过村长和民兵连长，民兵负责寨子的治安，一共要当两次，每次要当三个月。民兵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哪支队伍占领了寨子，民兵就要为哪支队伍送信、送子弹、送饭。

　　后来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很多重活，慢慢落到我身上来了。有一次，父亲要我帮他送一封信到水岩寨子去，从南茄到那里有两条路，近路要走一个小时，但路上没有一户人家，远路要走两个小时，要经过别的寨子。我走近路，把信送到一支部队的手里，天黑了，我一个人怕，走远路回了家。

　　回到家，父亲就抱着我，说我总算回来了，今后再也不会给我如此危险的任务了。他告诉我，我送信的队伍，刚刚被另外一支队伍打跑了。如果我原路返回，我就会被发现通风报信，也就是“通敌”，我肯定就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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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

　　“枪声稍微平息，我们才敢出门”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

　　22岁时，我嫁给了岳因果寨子的陈金才，岳因果的人赶集，要经过南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现在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嫁给他。我的丈夫，他太爱喝酒了，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他喝醉了就下死手打我，你别看我胖，我不敢还手，一旦还手，他打得更狠了。

　　家里的几亩地，主要种玉米，活计基本由我干，一天到晚从没闲过。

　　我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就是现在带着逃难的这个，才三岁多点。岳因果寨子也没有安宁，我第二个娃娃生下来没几天，军人就跑到寨子里，还在我家吃、住。

　　一旦打仗，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的边境跑，有时是去保山龙陵，有时是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都是找亲戚避难。我的堂弟媳段芬兰，肚子里的孩子才4个月，也要跟着难民队伍拼命跑，几米高的土坡，也要闭着眼睛往下跳。

　　由于不安宁，在缅北，靠干农活谋生实在太难了。两年前，我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来到了棒赛。畹町的对面就是棒赛。

　　我住的是一户好心人家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只要交点水电费。我种了几亩玉米地，去年收成不好，今年就没再种。没事我就帮人家垄甘蔗地，有时还到畹町来找馆子洗碗。我还弄一些野生蜂蜜、野菜到畹町卖，但有时连车费都赚不到。

　　11月20号早上7点，天还没亮，我们还睡在床上，就听到了第一声冲天炮“哒哒哒”的响声，第二炮响得更远一点，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1公里。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但我们还是很害怕，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到下午两点左右，枪声稍微平息了，我们才敢出门，那时棒赛的大街上全是人，大家拿着边民证，涌到畹町口岸，急着逃到中国去。

　　整个下午，这个口岸挤满了难民，开始没证的不让过，后来难民太多，情况紧急，不管有没有证，中国方面都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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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卡

　　“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

　　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当天一整天，边境都是乱哄哄的，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在安置点住下来。第一个晚上物资紧缺，气温又低，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有钱的难民，在畹町住宾馆、客栈，还有的难民投靠在畹町的亲戚家。我在畹町没有亲戚，我也没和龙陵的亲戚说我在逃难，龙陵到这里太远，告诉他们不但没用，还会增加他们的担心。

　　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有保障，小孩子还能领一些额外的面包和饼干，医生也会来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果不舒服，就要及时和他们说，有病没病，他们都关心。今天，他们给14岁以上的难民抽了血。这两天我们配备了“缅甸边民安置卡”，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但不能太久。

　　安置点没有电，晚上10点，大家差不多就全睡了。有的两家人住一个帐篷，有的三家人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最多可以住13个人，还有一些长帐篷，里面可以住十几二十家人。每天早上，管理人员都要我们把被子叠好。

　　人太多，洗澡不方便。前天，堂弟媳段芬兰在畹桥客栈开了一间房，我这两天就带孩子来这里洗澡。

　　我的公公婆婆还留在寨子里，老人们舍不得离开，说要守家。一旦打仗了，吸毒品的小偷就冒出来了，他们乱翻，什么都拿。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不管被哪一支队伍抓到，都要帮他们运子弹、送饭、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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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等

　　我们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

　　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些年，我都是在这种担惊受怕中过来的。我现在听不得瓦片响，总觉得那就是子弹飞过来了。

　　我们每天无所事事，主要是待在安置点打听前方的战事。无聊的时候，我就在微信群里唱山歌。能不能回去，我们现在只能等。中国的边防兵和我们说，那边危险，暂时不要回去。

　　我的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在缅甸西博（音）的华侨学校读书，昨天我和她们通电话，学校还算安全。学校见我穷，免了她们的学费。老三寄居在龙陵县的姑姑家，也只需要交一点伙食费。

　　这几个孩子，天天都要用钱，我每天都焦头烂额。心急的时候，我都要出来，到畹町的街上转转，看能不能找个地方打扫卫生，我跑了好多家宾馆，都说招满了。

　　缅北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祖籍来自中国，我这样的人，也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我们的身份证，是缅甸最底层的蓝色身份证。缅北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人靠赌场和毒品发了财，有的人脑子灵活，做玉石、木材生意，有房有车。而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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