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最近在牛津大学发表的讲话中，马勒马做了一件大多数南非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公开抨击曼德拉的失误。
马勒马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曼德拉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成了“他自己的敌人”，也背离了《自由宪章》。《自由宪章》是上世纪50年代，由ANC领导的联盟所起草的，被认为是平等、去种族化和民主社会的蓝图。但是按照马勒马的说法，在出狱之后，曼德拉就被富裕的白人所包围，并“出席那些掌控着南非经济的白人们的会议”。
马勒马的话，可能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因为到目前为止，ANC所领导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失望。贫困降低的速度很慢，不平等现象仍是世界级的，失业率也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增长裹足不前。如此等等，让人非常失望。
人们认为，在曼德拉的领导下，1994年前后，ANC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能是导致而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最近的研究显示，1990年开始，与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巴西相比，南非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在人均GDP方面，南非的表现很差。
在其他很多方面，南非的表现也很差。
这段时间的出口是最疲软的；投资水平是最低的；国内竞争水平是最低的；创新能力每况愈下。
更重要的是，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接近总人口的40%。2000年之后，南非政府加速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但是却仍然给人以杯水车薪之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非贫困人口数量较多的状况。
和贫困现象相对应的，是南非似乎无法改变的、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同样是以不平等现象著称的拉美，在降低不平等差距方面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似乎说明，不平等现象并非不可战胜，只是南非没有找到方法。
最富的50名非洲人里面，有16名南非人；其中只有两名是黑人。四名最富的非洲人里，有三名是来自南非的白人。
与之对应的，是南非经济改革的步履蹒跚。
自从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就一直徘徊不前。如何维持现有经济模式的运作，特别是改变南非经济的糟糕形象，是上世纪80、90年代ANC及其他反对党都很关心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其他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上都表现不佳；一些拉美国家，更是深陷在债务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94年的那段时间，曼德拉的“形象分”，以及ANC刚上台的时人们对这个政党寄予的期望，倒是为南非吸引了一定的投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试图加速经济改革，在商业、劳工和政府之间建立互信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
如果不是ANC的错误决策的话，今天，我们或许会：
财富和土地的再分配，速度可能会快得多；
储备银行可能会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就像美联储一样；
南非的竞争政策可能会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局限于反竞争行为；
南非可能已经引入了更有活力的工业化政策；
小企业可能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种族隔离遗留下来的城市结构可能已经得到了更有效的治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南非的很多决策上的低级失误，或者政治势力对于决策的影响，都严重阻碍了人们改革经济结构的努力，这其中包括：
农业市场和结构过于激进的政策；
1994年以来，南非基础教育改革所取得的进展非常缓慢；
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设计非常糟糕；
一些关键的产业领域，包括信息产业技术和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大有问题。
ANC犯下的这些错误，以及丧失的这些机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可以避免的，另一种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可以肯定的是，前文中开列的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一点，正是人们应该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