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私人信件和手稿
我常常安慰自己，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适更悠闲一些，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被这些良心方面的问题困扰。不过，我确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心全意地努力，这样的生活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文 |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虚荣和自传
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他们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种不断地夸大别人的缺点，以衬托和强调作者值得夸耀的成就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安静地坐下来，去思考一下我的经历。
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成就，也没有让我能够自我夸赞的技能。即使每天痛快地喝上几大杯甘蔗酒，我相信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尝试写本自传。有时候，我甚至相信，上帝创造我的本意就是向这个世界展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代表了普通人的本来模样。没有什么东西能诱惑我，让我去给自己做广告。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不得已必须去写一本自传，那这本自传也应该是在我入土之后才能出版。或者，我会在离开之前提前暗示一下，可能我无法继续遵守我的誓言了。反正死人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如果哪天背后的事实浮出水面了，而且是完全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事实，那么我多年安安静静保持的形象也就被毁了，不过，这就是子孙后代的事了，与我们也没有关系了……
我就是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专业的人。我确实是懂得很多领域的知识，但那都是表面的碎片式的知识。应该往深层次里研究一下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历史，但是至今我还是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
君主和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伦敦)，为了解当地形势，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首领奥特舒梅奥、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祖鲁族的塞蒂瓦尤、佩迪族的曼普鲁、文达族的齐弗哈兹，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
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在特兰斯凯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家乡和母亲
出发后的第三天晚上，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马塔撒。(指1955年曼德拉行动自由后的一次旅行。)对于那些为人民的更广大利益服务的人，那些长大后离开家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家乡永远都是家乡。
车子驶上约克路后，我感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是开心的，而主街好像永远也无法到达似的。离开家乡已经13年了，这次到家的时候虽然没有丰盛的牛肉和挂满彩灯的树木迎接我，但我还是有一种《圣经》里流浪者回家的喜悦。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见到那简陋的小屋，见到伴着我长大的伙伴们，见到那迷人的草原和那些构成我童年美好回忆的所有事物……
我以为到家后就能把警察甩在兰德，没想到他们那敏感的触角竟然伸到了这里。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和两位酋长在屋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一名白人男子跟着女主人进了我家。他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很傲慢地问：“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你是谁？”我反问道。
虽然我对他的傲慢很不满意，但是很明显，他对我的无礼更加反感。犹豫了片刻后，他告诉了我他工作的部门。然后就要求我跟他去一趟警察局。我问他是不是要逮捕我，他说不是，我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接着他就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离开约翰内斯堡以后都去过什么地方？准备在特兰斯凯呆多久？离开这里后具体要到哪里去？回特兰斯凯有没有得到许可？一边问还一边作着记录。我告诉了他我住的地方，然后明确地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回家用不着找谁批准。然后就拒绝回答其他的问题。
他离开后，酋长们批评了我，说我太鲁莽，其实一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那样就不至于太冒险。我跟他们解释说，他太无礼太傲慢，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对他的傲慢的回敬。但是我感觉最后还是没有说服他们……
后来和妈妈一起呆在她的房间里，我很开心，像是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是，让她这么一个人住着，家里距离最近的医院都有22英里，我感觉很内疚，而且这种内疚感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我和我的姐妹们都在外面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让母亲在物质上能过得更舒服一些。但是她还是很习惯简朴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给她钱，她会把这笔钱存起来，在其他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她就把这笔钱拿出来让他们用。我已经努力了好多次，想说服她跟我一起去约翰内斯堡生活，但是她始终离不开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
一个人抛下自己的家人，然后辛辛苦苦地努力，却是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过得更好一些，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自己的母亲已经年近六旬，为她盖一座梦想中的房子，给她买可口的食物和漂亮舒适的衣服，然后全心全意地去爱她，去照顾她，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治难道不是一种逃避赡养责任的借口吗？我时时刻刻都在和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良心问题作斗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常常安慰自己，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适更悠闲一些，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被这些良心方面的问题困扰。不过，我确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心全意地努力，这样的生活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而我自己则更有民族自豪感，也真正地感觉到了愉悦之情。
在她去世前不久，她给我写了封信，在信里她鼓励我，要坚信自己的信仰，要为之努力奋斗，这封信让我的这种自豪感和愉悦之情膨胀了不止千倍万倍。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1962年8月5日被逮捕的情景
是在豪维克，对，就是在豪维克---一辆福特V8轿车超了我们的车，里面的人命令我们停下来。停车的时候，他们选的位置特别好。左边是很陡的河岸。而我就坐在向左的位置，在左边。
那时候我身体特别好，什么样的墙都能爬上去。我看了看后视镜，有两辆车停在那里。然后我就想，如果逃跑就太荒谬了，他们会开枪打死我的。我们停下了车。
一名男子走过来---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没有穿制服(穿便衣)---他直接走到我旁边，然后说：“我是福斯特警官。”然后让我们看了他的搜查令……他的一切行为都很合理---非常非常合理，而且他还很有礼貌。
他问我：“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说：“大卫·莫察马伊。”他就说：“不对，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吗？”我继续坚持：“不，我是大卫·莫察马伊。”他说：“你肯定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塞西尔·威廉斯，白人，戏剧导演，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我要逮捕你，而且你得掉头回彼得马里茨堡。”
我说：“好吧。”他接着说：“……少校要坐你的车，他坐后面。你直接开回去吧。”就这样，我们掉转了车头。
我那时有一把手枪，但是没有许可证。我把枪拿出来，放在司机座位和我的座位之间。两个座位虽然是隔开的，但是下方是连在一起的。两座位中间有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空间。我把枪塞了进去，还塞进去一本笔记本。在和后座的少校说话的时候，我把枪拿出来又放进去，放进去又拿出来。
我也想过，拉开车门滚下去。但是，我不清楚河岸到底还有多长，河岸上有些什么。我对那边的地形不熟悉。后来我想，不行，这可是赌运气，我还是跟警察走吧，以后再找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铐了起来。
(选自曼德拉和作家理查理·施腾格尔的对话)
武装斗争的问题
施腾格尔：我想让你谈谈组建MK(民族之矛，成立于1961年，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力量，1994年解散。)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曼德拉：我是先和沃尔特·西苏鲁同志(1912～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商量了一下。1953年他要出国，我对他说：“到中国以后，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组建军队。”接着我就在索菲娅城作了演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武装斗争是正确的策略。
转入地下斗争之后，我就和沃尔特同志讨论了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来。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们最后在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
摩西·考塔尼---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当然也是工委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各项严酷的措施，因此现在不能继续用老方式进行斗争。但是，困难让你们变得全身瘫软，你想谈论革命，想谈论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更有创造性一些，更坚定一些，我们一直使用的老方式还是有空间的。你的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帮助敌人屠杀人民，你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就这样，他很快否定了我，然后接着以极快的语速说起来，而且所有人都支持他。
后来，我和沃尔特讨论了这件事……当时反对意见太多，他连一句话都不敢说。(笑声)他的确熟谙外交手腕，不过他这个人很值得信任，和他一起作决定的时候，他确实值得信任，非常可靠。所以，我们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很足智多谋，他跟我说：“我们得单独见他，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安排他来和你见面。”
当时我已经转入地下活动。考塔尼后来来见我，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一整天。这一次，我非常坦白，我说：“你一直在做古巴共产党做的事情---他们也说过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你知道的，他们判断的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旧方法---革命形势怎么能由斯大林和列宁决定呢。我们要从自己国家的形势出发来作决定。按照南非现在的形势，我们是应该考虑发动一次革命，发动一次武装斗争了，人民都已经组建了军队，就要开始进行暴力行动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人民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也没有执行武装斗争决定的政治机构。而唯一可以执行这项决定的机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它可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你的看法依然是一位以陈旧的方式领导运动的领导人的看法，要知道使用旧方式时，我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作为领导人，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你必须得有些创新性，必须要改变你的看法。”
为了挑战他，我说得很直率，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挑战他。他说：“我不会跟你保证什么，不过，你把这件事情在委员会上重新再提一次吧。”
然后，在委员会上我就再次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这一次，他说：“他(曼德拉)还是没说服我，不过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让他去做，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支持他。”我们走下讲台，会场里每个人都同意了。
我们后来去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延格瓦(1923～198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其他一些人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清楚，还得争取酋长的同意，因为他把非暴力当成必须遵守的原则，而我则把其当做一种策略，当然在法庭上是不能这么说的……在叛国罪审判的法庭上，我们说我们把非暴力当做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在合适的时候则会诉诸武力，那么就会在民众和国家面前留下漏洞。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避免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策略，当形势要求我们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时，我们就会采用非暴力方式；如果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再使用非暴力方式，我们也就不再继续使用。
我们知道，酋长肯定会……反对，他确实很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
(选自曼德拉和作家理查理·施腾格尔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