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1日，南非金山大学，警力增加。
这次的运动是2015年10月开始的“学费必须下降”(#FeesMustFall)运动的延续，学生通过罢课和示威游行，终于逼出了总统祖马的一句话，2016年高校将不涨学费，同时政府追加70亿兰特高等教育经费，帮助学校维持运行，学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大学恢复了秩序，学生也回到了书桌。然而，这次运动的灵魂经过此次运动的洗礼，已经根植于学生的校园文化了，学生领导者更加成熟，领袖人物已经产生，学生已经习惯了通过运动来捍卫自身权利的方式。运动因此只是处于短暂的退潮期，任何新的火源都可以触发另一场更为剧烈的抗议运动。
一名学生高举“祖马必须降”的标语。
这是南非乌云密布的现实突然升起的一团理想的火炬，它在大学的各个校园逐个点燃。
10月10日是关键的一天，导火索却在10月7日。10月7日是金山大学校方和学生联合举行全校大会（General Assembly）的一天，是学校管理层第一次出面直接答复学生诉求的一次会议。学生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从周四晚七点召开学生大会，经过八个小时的讨论和多轮磋商，协调不同学生团体的利益，最终通过了一个提交给校方的学生认为可以实行免费教育的方案，其核心是政府追加教育投资、大力引入私有企业的赞助和校友集资，学生认为，这样将最终实现大学免费教育。这个方案和美国高等教育融资模式没有根本区别，学生们没有想过，即便富裕如美国，这个方案依然无法保证实施全民高教免费梦，南非如何可以实现？
学生这次并没有提出改变整个南非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要求，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改良方案，也注定无法成功。而2015年学生曾提出：“具有高质量的、以非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口号，今年9月以来的运动明显缺乏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不管学生提出的方案是否合理，但其真诚无可置疑。遗憾的是，7号清晨学生突然接到校方通知，校方称，因为通过事先沟通，学生表示不接受复课这个先决条件，故学校认为会谈无法照常举行，所以单方宣布取消了全校大会。学生最初的失望迅速转化为愤怒，这个愤怒写在每个接受媒体采访的领导者的脸上，于是，学生自己宣布自己召开大会，学生领袖Mcebo Dlamini在聚会上挑衅地说，既然校长Habib不敢来，他就不配当校长了，从现在起，他就接替校长职务了，来主持全校大会，台下学生掌声雷动（Timeslive 网站，2016，10月7日）。同日，金山大学上百名教师身着毕业服出现在学校最宏伟的建筑Great Hall前，高举标语：免费教育，以支持学生。约堡大学的教授们则开始在校园游行。这是这次运动期间教师第一次公开支持学生。
金山大学这座非洲历史上最著名的高校一直是“学费必须下降”的运动的策源地和动力源，全国高校都在看着金山大学发生的一举一动。金山大学的管理层无疑被置于炭火的炙烤之中。金山大学的校长Adam Habib曾和朋友私下说，我的薪水确实不低（他的年薪是270兰特和50万红利，南非兰特骤贬后折合人民币约160万元），但我这个工作就是件“吃屎”的工作，意为，他上任后无法正常工作，总是被学生运动搞得焦头烂额(“Transpotter: Adam Habib”，发在Daily Maverick杂志网络版，2016年10月11日)。整个周末，南非电视不断播放的就是金山大学领导层集体亮相的视频，而媒体播出的信息则是两个，第一，金山校长拒绝辞职，而且校董会全力表示支持现在的学校领导班子；第二，是金山校长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我们校方面对这场运动要做的事情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如何恢复学校的秩序，如何保证今年学生毕业，如何避免毁了学校。
学校说的有道理吗？同样有道理。学校的意思是说，学生要求大学免费是合理的请求，学校在这点上是支持学生的诉求的，但同样的，学校告诉学生，学校认为在现有的国家经济和财力状况下，这个要求很难做到，而且，任何一个大学校长没有权力在这点上答应学生的主张，国家能否实行大学免费教育那是总统、议会和教育部长的事情。作为校长，其职责是保证学校正常运行，特别是保证学生正常毕业。南非毕业季就在下个月了，现在已经进入了考试期，如果再这么罢课下去，学生无法进行考试，也将无法完成学业和毕业。如果不能毕业，这一年穷困孩子的经济损失谁来承担？今年学生不离校，明年新生如何入学？现在南非农村地区的医院急需大夫和护士这个职业的毕业生，如果今年的学生不能毕业到岗，医院病人谁来医治。这是校方提出复课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因此大多数金山大学的学生是主张复课的（“Concern over medical graduates”, The Star, 10月3日）。
于是，学生要求免费教育是深得人心的诉求，而大学苦求学生复课也同样赢得广泛的民意。但对于罢课的学生来说，来自社会的压力便增加了，许多声音开始质问学生，难道要求免费教育必须通过毁掉今年的毕业季来达到吗？学生难道不能更加理性一点，斗争策略更加灵活一点吗？向政府施压和复课不能作为两件事来处理吗？
学生领袖们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不能复课，复课前提是同意免费教育。面对学生强硬的姿态，金山大学校长在10月8日的电视中做出了回应，他对学生的要求解释为，“他们的要求非常清楚，没有免费教育，就没有大学的存在。”而校方的意思是先保证学生完成今年的学业，再游行示威不迟。但双方无法在这根本点上达成一致，校方和学生之间根本的对立便被Habib说得清清楚楚。
这次运动从九月初开始，南非先后有20所大学被迫停课，到了十月上旬，停课时间已逾三周。如果你是在清晨十点之前学生游行之前来到校园，你会觉得昔日喧嚣的校园显得如此冷清，抬头看鸟，飞鸟的数量似乎一夜之间增多了，低头听鸟鸣，一声声，都显漫长而凄厉。
警方撤离校园里的人群。
在这过去三周的时间里，学校为了确保校园设施不被破坏，除了校卫队轮流加班之外，还要请警察巡逻，并加强各种入校安检措施，金山大学九月的保安费用投入2百万兰特。约堡大学从去年开始至今已经追加1500万兰特的保安费用，学校和社会的成本都因学生持续的民主运动而增加。
过去三周的校园其实并不平静，可以用于无声处听惊雷来描述。而第一次巨大的风暴则在10月4日出现。这天是金山校方给罢课学生下的第一次复课通牒。校方利用两周的罢课出现的疲惫心理，提出让金山大学的学生自己决定是否开课，即以学生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学校是否继续复课。这个建议是请愿学生们提出的，校方欣然接纳学生的意见，并于9月29日通知每个学生和教师通过短信来表决。结果次日出来，21370学生投票，支持复课的16739人，反对的4991，支持复课的占77%(Times Live, 10月3日)。
周末的主要新闻节目是调查罢课学生的反应：被调查的学生领袖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能复课。媒体问，这不是民主表决吗？难道你们要违背民意不成？学生回答：调查试卷有错误导向，如果只是在复课和罢课做出选择，我也会选择复课。我也要毕业。但是，我们的前提是学校必须答应免费教育，我们才同意复课。所以只让学生选择是否要复课而不说明先决条件，则有误导性。我们不接受。
如果以前的学生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支持，现在大部分学生在学校的连环计下出现了动摇，他们想打退堂鼓了，留下坚持的只是少数学生。也就是说，运动由之前的大众运动转变成现在的先锋队运动。此时斗争能否持续下去，完全看这群先锋队战士的团结和意志力，特别考验其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和斗争的决心。
指责学生继续闹事使反民主的行为的声音在媒体越滚越大，随后谣言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诸如不想复课的学生其实都是差等生，是混不下去的、怎么努力也拿不到学位的学生，他们纯粹是来闹事的等等。这种观点很有煽动性，我认识的一些中国学者都接受了这个这点，对学生的造反派表示了极大的憎恶。这种观点将会对国内的非洲研究界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需要认真对待。
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起因和性质，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探讨。这里只做简单回应。本文认为，一场对抗现有体制的学生运动的正当性不能通过参与者是无力在这个体制生存的弱者这点来否定，因为任何运动的最积极响应者一定是最被边缘化的群体，所以没有这么种逻辑，即进不了体制者的反抗就是捣乱，而合理性的、从心理上能被接受的反抗只属于体制内强者的行为，好像你只有按照体制内在的价值标准证明自己已经是个强者，你才能出来反抗这个体制，这种逻辑不但是可笑的，同时也根本不清楚，一切反抗的精神就在于不承认就有体制的价值，因此你如何来要求反抗者先顺从这个价值取得成功再来反抗？
具体而言，那些所谓毕不了业的学生是为什么毕不了业呢？是体制已经给了很好的条件而自己努力不够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南非的学生也不是傻子，能会盲目卷入运动，为这些坏学生买单？而且会持续一年的支持学生捣乱？南非大学生第一年的淘汰率是40%，而四年之后能通过完成学业而毕业的为15%，这是惊人的宽进严出的模式。但大批学生无法毕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南非基础教育太差，使得缺乏必要训练的高中生进入大学完全不能适应大学生活。这些学生许多都来自乡村学校、师资和学习条件都相对较差的地区，应该批评的是南非整个教育体系，而不是这些学生。至于学生领袖是否是差等生，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作为领导人，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伦理和斗争经验，而不是完成学校规定课程的分数。
无论如何，自学生决定否定校方公投复课的结果而继续罢之日起，这场运动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在运动中慢慢形成的先锋队。一个先锋队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需要出现杰出的领导人，南非这次的先锋队都是由什么背景的学生构成？他们内部是如何组织的？领导人如何分工的？这些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少，只能继续保持观察。但是，这次运动最具影响力的领袖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在许多学生出现动摇的时候，是他开始挥着拳头揍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就是后来质问金山校长Habib的Mcebo Dlamini.
10月4日终于迎来了法定的开课日，像我这种离开书半日都无法活的迂腐学人，早已把运动的事情忘在脑后了，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赶紧去学校借书。当早上十点我来到金山大学专藏非洲研究图书的库伦图书馆时，发现里面只坐了三个学生，外加两位图书管理员。我急切地来到书架边把我要借的书一本本找到，正当我办理借阅手续的时候，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隐约出来，我当时留意了一下借书员，看他依然慢条斯理地按照非洲的速度给我的书盖了还书日期的章，我就觉得是自己多心了，于是也放松下来，把书一本本装入书包。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声巨响穿来，紧接着就听见靠近广场的图书馆的巨大玻璃发出嗡嗡的回响，这时，其他学生坐不住了，纷纷小心翼翼地走到窗户前往外观看。我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远远隔着窗户张望。只见外面平静如常，走路的学生并没有显出急促的样子。但仔细听辨，仿佛在很远的地方有歌声飘动。紧接着，又是几声沉闷的爆炸声，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广场上有人开始跑动，各个教学楼的楼道挤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有人往图书馆扔了一块石头，我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我下意识地缩了下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看看是否有人在笑我。好在图书馆里的这几个学生也都顾不上我，开始慌张收拾摊在书桌上的电脑。我问管理员，这是枪声吗？他不露声色地点点头。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拎起书包一步便冲到外边，但发现图书馆的大门已经锁住。我和周围的警卫说要求出去，他们告诉我后果自负，我同意了，他们才将巨大的木门拉开一条缝放我出去。于是，我目睹了这场运动第一次学生和警察产生的对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Mceco Dlamini。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是从远处看着他站在学生前面不断地讲话。游行的学生其实也就几百人，有些人手里拿着棍子，但似乎举标语的更多，铺天盖地都是标语，上面大多是“免费教育”的口号，但最醒目的是一条白色横幅：“金山大学是我们的”。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有标语的游行往往表演性质大于实质对抗。
警察是荷枪实弹地列成一队，封住Great Hall的一个方向，而堵在Great Hall入口的则是学校自己的警卫，他们身着红色的制服，和警察的蓝色警服形成鲜明的对照。警察背后是两辆警车。
学生基本都是黑人，在外围和我一样观看的则有不少白人学生，许多教师也来到现场。我记得令我感动的一个情节是，当学生队伍逼近警察时，我旁边的一个女老师突然对着警察喊起来：“不要向我们学生射击。”我知道，当然支持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白人也是这么向警察喊的，这种声音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对警察没有任何震慑的效果。
下面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警察和校卫谨守职责，僵硬地一动不动，而学生领导人在广场进行大幅度的空间调度，使得学生队伍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分散，忽而聚集，忽而前进，忽而撤退，刺激着警察的神经，鼓舞着学生自己的士气，对空间的控制象征着一种自由的获得吧？从学生的脸上可以充分看出对拥有这种自由的兴奋。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旅行要有旅行证，出门要有出门证，种族隔离制度通过切割空间来管束黑人，使得黑人不但失去各种各样的自由和权利，更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人身自由。现在，在斗争的现场，失去人身自由的仿佛是警察和国家机器，而自由自在的则是学生。
但警察手里是有通行证的，那就是手中的武器，头上的钢盔和身上的防弹衣。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学生的自由将顿然失去，而几次随后的冲突之后，都留下空空荡荡的现场，除了地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石头，便是取了势的催泪弹和相比子弹射后留下的空壳。广场和现场交替出现着。在学生把这个空间重新变成广场后，警察旋即将之便会现场，如此交替往复，仿佛上演的是两个词语的争斗。
在一次冲突中。我身边的一个大一的女孩脚上中了学生扔来的石头，痛苦地扭曲了脸。一个小时后，当她接受媒体电视采访时，已经是一脸轻松了，她和她的一些同学坐在Great Hall前面石阶上，她们身边则立放着收集来的许多空弹壳，上面插上鲜花。10月4日首场冲突在媒体的报道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表演性，暴力并没有将自己的利剑作为唯一的拥有者插在这块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广场空间。
而最轻松的对峙时刻来自于一个大学生的行为艺术。他着装整齐，仿佛来参加毕业典礼，手捧一大束白色鲜花，规规矩矩充满敬畏地走到列队站立的警察前面，为每个警察送上一束白花，这个幽默的场景图片被刊登在第二日各大报纸的醒目位置上。被这些图片漏掉的则是警察们因人而异的反应：有的铁青着脸，目视远方，好像没看见眼前这个青年，有的则一把把花抓过来，然后挥手一扬，把花凌空扔了出去，有的则轻轻地接过花，放在自己的靴子旁边，在以后的时间里，躲着地上的花，生怕踩坏。
学生们牵手形成屏障来保护游行队伍，警察站在其后。
10月4日标志着之前的无暴力阶段的结束，随后的一周主要的故事就是学生占据了学校，学校尽管有民意公投的支持，处于安全考虑，学校还是再次终止了所有的课程。这一周是考验校方和学生神经的拉锯战时期。天天媒体提的都是相同问题：何时结束？学生领袖给的都是相同答案：一日不答应免学费，一日就不停止。
拉锯战是令人乏味的，就好像一个故事被不停地重复千百遍，观众都希望它早日停下来。看新闻看得久了，人人都会看出南非媒体报道的问题。从我来南非起，我就参加了金山大学新闻学院的活动，对他们的教授的傲慢是有领教的。1994年之后的新南非最引以为荣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们对人权进行充分保障的宪法，一是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南非新闻学院教授是很爱去世界各地宣讲自己的新闻自由的。但是，看看这次运动报道，就知道南非新闻的质量，其实远配不上自己的声名。可以说，媒体是尽力了，但也很失职。他们做到了不漏过任何一个警察开枪所引起的各种混乱的惊悚图片，他们做到了向学生开放空间，以获得他们的声音。
但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东西，迄今，没有一个媒体人和学生领袖交成了朋友，本来从2015年运动迄今已有一年的时间，一个好的媒体人足够有时间和学生领袖们或者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们建立良好而信任的私人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根本不会有事件出来后的深度采访，现在再建立关系已经晚了。
南非的媒体对运动的报道非常表面化，它只是作为一个事件被媒体捕捉到了，但它并没有作为一个故事被讲述，因为，媒体没有这个能力，它对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学生知之甚少。我们通过媒体日日的报道，怎么也看不明白学生为什么会抗争的如此激烈？学生背后的故事无人知晓，他们的家境无人采访，家长对学生的态度媒体讳莫如深，学生内部领导人的选举、分工、动员、串联、斗争的策略、手段、目标等等一概不知。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一些教育不公的数据，只知道校方做的控制局面的努力，只知道社会精英的学理分析，但学生的情感世界、困惑和理想都没有被报道过。这个情况非常像发生在2012年马里卡纳政府对矿工的屠杀。当时对工运的报道也是如此，更不听不到工人自己的声音。
ANN7比南非国家电视台SABC的报道要更加充分，即使如此，天天出现在现场采访的是清一色的女孩，都是刚刚毕业的样子，显然不足以肩负如此采访重任。除了美丽的容颜，这群女孩基本问不出什么好问题来，我们感到奇怪，ANN7资深主持人都上哪去了？这群女孩子因为不允许于采访中流露自己的倾向，但在她们这个年龄，除了倾向大概难以有深刻的思想吧，因此，采访时感到她们像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问着受访者问题，味同嚼蜡。
拉锯战期间看客打发时光有条不二法门，那就是找警察的岔。我们国家的警察到底怎么了？镇压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心狠手辣，诸如此类的评论可以想见得竞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媒体也把这个题材当作拉锯战期间的卖点。不过，南非警察也确实不够争气，挨了骂，连堂堂警察局长都不能挺直腰板为自己的兄弟说两句话。这个期间，对警察的主要指责一是来自校方，校方是警察的服务对象，校方这次对警察的服务很不满意。故而有校长们不同的抱怨，你们警察的情报工作是怎么搞的？学生要做什么，为什么一点线索都得不到？让学校永远处于狼狈应付的局面，这就是我们南非的特务系统的质量吗？二是来自人权主义者，他们嘲笑道，警察本来是来维稳的，可以他们不来倒好，来哪哪乱，这难道就是民主社会我们需要的警察吗？（“Democratic Public Order Policing would help”，见Business Day, 10月5日，7版。）。
对警察的羞辱帮助社会消磨这段疲倦而乏味的时光，最后，社会的气愤终于从警察身上又回到政府，有人揭秘说，南非警力为什么这么少？因为南非的治安差，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因此警察将最好的警力都用来保护政府险要、公司董事长何社会上的新兴权贵了，也就是南非警察做了权势阶层的家丁，所以使得社会治安越来越差（Zakes Mda的小说Black Diamond， 讲述了一个女法官和派来保护她的保镖的浪漫故事，揭示了好的警力都在豪门工作的现实）。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可见一斑。
10月10日，随着给人留有希望的学校和学生的谈判被校方取消，随着一部分教师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整个社会对运动的看法正在转变，和平解决的时机在一点点丧失。10月10日，注定既是一个普通的南非阳光明媚的春日，又将是另一个转折点：从这天起，学生开始从校园走向街道，暴力将骤然升级，街头骚乱和巷战将可能变为现实。
这天，我依然是去借书的，周末学校已经发了开课的强行命令，学校规定，学生可以游行，但游行地点由学校圈定，离开指定地点，游行即算非法，警察便可抓人，学校届时将布置大量警力。而学生领袖则明确表态，从10月10日起，斗争的核心是破坏教学秩序，尽一切手段使得复课失败，有了这种目标，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则必不可免。
我依然是先跑到图书馆，把该还的书还掉，把该借的书借来，才开始慢慢走向Great Hall。我一路觉得校园的气氛并不紧张，我走到了走了无数次的Great Hall广场。和上周不同，我现在有点行家里手的感觉，来这不是看热闹，而是看门道了。我一看之下，大吃一惊，首先，各路学生领袖今天集体亮相，这里有前两届学生会主席，这届秘书长，再上届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被校方开除这次东山再起的Mcebo Dlamini，还有我们系学生Vuyani Pambo。
我从2014年来南非金山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就在语言文学与新闻学院工作。Pambo是我们的大四学生，我们曾在一门课上一起讨论过毛泽东的《讲话》。2015年他是学生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代表学生和校长Habib进行谈判，后来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关于这场运动的，但一直没有写完，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他作为领导人也出现在学生游行队伍里。他显然看见了站在一边的我，但也许没有认出来，也许忙，并没有向我示意。
因为有自己的学生在，我对这场运动便多了一份亲切感。心理的惧怕似乎也有所下降。这样，我得以认真地观察今天的运动。
由于在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反抗白人统治最常用的手段是游行和街头抗议，长此以往，黑人便形成了自己的特有的抗争文化。不但抗争的艺术炉火纯青，而且抗争的意识已经深入到黑人文化的骨髓，可以说，它变成黑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三年前，在我研究马里卡纳矿工罢工事件的时候，就特别着迷于工人游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生动的具有高度美学效应的形式，那种形式可以说令人过目不忘，既有祖鲁传统军事文化强悍的特点，又有民间节庆所表现出来的喜庆与狂欢。黑人不论何时因为经济和政治的诉求而走上街头时，脸上似乎总是笑盈盈的，仿佛在享受一种莫大的集体性的生活方式。南非几乎每时每刻都爆发的刚柔相济、严肃活泼、亦庄亦谐的游行示威，实际上已成为了黑人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不理解游行示威，就不能理解南非的日常生活、民族性格和社会文化历史。
今天的运动依然体现了南非黑人抗争文化的特点。我曾在许多瞬间，在直射下来的强烈的阳光里，恍惚忘记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险游戏，而被游行学生们体现出来的高度秩序、快乐和和平的游行所迷醉。我根本不会想到，这场如此和平的游行会最终以持续的暴力来结束，这或许就是生活在南非给人的感觉吧：和平和暴力、喜剧与悲剧可以在一瞬间相互转化。
今天来游行的学生出奇的多，足有上千人，可见士气之盛，学生没有因为学校的最后通牒而有所退却，但因为局势急迫，内在的那种紧张使得学生非常守纪律，队伍游行的过程给人感觉像是一场军训。这次，学生基本没有带任何标语口号来，棍棒也没带，可谓赤手空拳，少了表演性质，多了应对暴力的准备。一些同学以布裹面，现在闹不清楚是为了掩藏身份还是为了防止一些化学性武器。
学生领袖们都聚集在队伍前列，他们是那么的年轻，朝气蓬勃，脸上并不紧张，特别是Dlamini，经常笑着看着他的同伴。今天Dlamini的任务似乎比较轻松，主角由Pambo主唱，而Pambo任何时候都不露声色，他身体颀长而单薄，有点弱不禁风的感觉。
今天学生队伍里有不上贵宾造访，各路神仙我难以一一辨认，只是看他们被学生领袖一个个奉为上宾，迎入游行队伍。随后就是演讲，演讲之后就是继续游行。几个学生在游行开始前把我们在前面围观的人驱散，在人群和游行队伍之间留出三四个人的空间，游行队伍就在这个空间中前行，仿佛这个空间是隐形的第一排游行人员。这个空间好像充满了力量，把最前边的群众推得后退。因为围观的人很多，队伍一动，群众跟着动，气势越发庞大起来。
过不了多久，游行队伍忽然散了，空空的广场只留下三四十人的学生，他们围坐在一起，一个女孩开始站起来唱起歌来，脸上洋溢着如醉如痴的幸福表情。所有的孩子们也都沉浸在她的歌声和自己的歌声里，仿佛在开篝火晚会。
但是，忽然之前，也不知道被什么口令调动着，只在一瞬间，学生从四面八方重新凝聚，黑压压的，这次的聚会跟之前出现了明显的不同，锋线开始直面Great Hall入口，Pambo站在通向大厅的第一排台阶上，开始了演讲，这是已经中午12点了，我知道学生真正的行动要开始了。Pambo说什么听不清楚，但是学生们开始在下面举着拳头喊，“前进”。忽然，歌声响了起来，低沉而悠扬，我赶紧问我身边的同事新闻系教授Cobus，这位从小生活在南非的白人竟然不知道学生们唱的是什么战斗歌曲，我感到很惊讶，又一次感到黑人和白人之间隔阂有多深。就在这个时候，学生静止的队伍忽然上了台阶。Great Hall前面有两排十多级的台阶，学生已经涌到第一排台阶了。
Pambo一挥手，队伍又静止了。这时，我感到了一场运动的节奏，它不是电闪雷鸣地爆发，它不是像飓风一样呼啸而来，狂卷一切而去，而是缓慢地进行，如一个年老体迈者的步履，又好像一条蠕动前行的无脊椎动物，身体向不同方向移动，但方向却是直行。Pambo开始了最后的动员。这次却是非常短。我的身体开始不自觉地向后退，但马上被后面的学校卫队用盾牌挡住。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后退的空间。卫队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攥着警棍的手因用力而微抖。学生人群忽然其声数起数来，5，4，3，2，1，就在这要冲锋的一瞬间，警察向天上开始打枪，随后是雪崩式的学生的倒退，一大块空间一下子露了出来，请愿的学生散去的一瞬间，一排学生手持砖头在警察的对面开始投掷，一时间，天空飞满了石头。校卫队没有接到命令还手，所以都尽量用手里的盾牌保护自己。
在我被人群裹着后退的过程中，我亲眼看见我身边的学生从口袋里取出砖头，向旁边的警察扔去。在此之间，因为警察没有把守Great Hall的通道，所以尚未和学生直接冲突，但当我看见石头从我身边笔直而隐秘地飞向旁边聚集的警察队伍时，我就知道坏事了，果然，一秒钟之后，警察开始开枪。秩序一片混乱。学生旋即各自为战，在不同的地方和警察盘旋，多场接触战在校园里持续展开。这种局面就是下面一周将要发生的主要故事。
学生撤退到一座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
10月11号，部分学生在和警察冲撞后开始逃离学校，他们逃进了周围的一座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警察尾随而至，牧师Graham Pugin孤零零一人站在门口，挡住警察，旋即警察开枪射中牧师，虽然是橡皮子弹，却足以打落牧师的牙齿，血染白袍。
教堂扮演了保护学生的角色，至少10月10日晚上有200多名激进学生积聚在教堂过夜。学生领袖在如何进行下一步斗争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金山大学校学生会前主席Shaeera Kalla不同意这200名学生次日继续返回校园进行斗争，因为，那个地方是警察把守的重镇，她不能让学生再去冒险。但是我们系的学生Pambo前来动员了学生，把他们又带回了暴力之地。
当Graham Pugin牧师中弹后，许多破烂收拾者拿起了砖头，因为这座教堂是许多这些无家可归人的寄居之所。他们不能允许他们的牧师受到伤害。但这群人在街上制造了许多暴力，许多学生领袖公开反对他们的加入，但Busisiwe Seabe却说：“这些街头流浪的孩子也是我们斗争集体的一员，他们没有机会上学，甚至居无定所，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他们的。”（Scrap collectors join student fight, Mail&Guardian, 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