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何雨阳)：2016年，反腐依然是中国最具热度的话题之一。在国内“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同时，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也取得重大成果。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成为中国海外反腐的标志性事件。2016年接近尾声，记者带大家一起来回顾2016年中国海外反腐的成绩单。
“百名红通”19人今年归案
2016年12月9日，是联合国第十三个国际反腐败日。当日，中央纪检委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中国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追赃金额85.42亿元人民币。其中，在今年1月至11月期间，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赃金额为23.12亿元人民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重拳反腐的同时，大力推进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大批外逃分子被缉拿归案，一张反腐“国际天网”正在织就。
无论犯罪分子是逃至遥远的非洲，还是逃至有“避罪天堂”之称的美加，都逃不过这张“国际天网”。我们从今年归案的19名“百名红通人员”身上就可见一二。
2016年1月1日，中国成功从几内亚将外逃6年的“百名红通人员”裴健强(原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涉嫌贪污罪)抓获归案。
1月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犯罪嫌疑人裴健强（左一）被正式逮捕。（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2016年1月14日，潜逃英国3年的“百名红通人员”陈祎娟(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公司湖南分公司综合部员工，涉嫌洗钱犯罪)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月30日，外逃3年多的储士林(曾任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北京安华鑫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安华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2月6日，中国成功将远逃至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简称“圣格”)的“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和张清曌(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原出纳员)同时抓获归案。
2016年2月18日，潜逃4年多的“百名红通人员”常征(原深圳市中油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涉嫌贪污罪)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3月27日，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原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秘鲁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4月6日，潜逃加拿大2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巴连孝(原大连春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行贿罪)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4月21日，潜逃8年多的“百名红通人员”周世勤(原沈阳铁路局大连铁路房产生活段财务室原主任，涉嫌贪污罪)自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6月8日，潜逃加拿大近5年的“百名红通人员”曾子恒(原河南省交通基本建设质量监测站副总工程师，原河南鹏程交通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主动回国归案。
2016年6月12日，我国成功将外逃3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王雁威(原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涉嫌受贿犯罪)缉捕归案。
2016年6月22日，外逃近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唐东玫(原福建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会计，涉嫌贪污犯罪)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7月9日，外逃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云健(原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龙华分局副局长，涉嫌受贿犯罪)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7月13日，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原深圳玉威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民航湖北省管理局财务处副处长，涉嫌诈骗犯罪)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7月15日，外逃6年的“百名红通人员”郭廖武(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涉嫌受贿犯罪)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9月22日，潜逃4年多的“百名红通人员”蒋谦(原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罪)主动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0月5日，潜逃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张大伟(原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涉嫌贪污犯罪)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1月12日，潜逃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原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1月16日，潜逃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原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涉嫌贪污犯罪)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祎鑫 摄）
国际反腐制度性合作不断加强
在2016年归案的19名“百名红通人员”中，记者盘点发现，其中有5名潜逃至加拿大，3名潜逃至澳大利亚，3名潜逃至美国，另有2人潜逃至新西兰，这些都是犯罪分子选择最多的外逃目的地，曾经一度被称为“避罪天堂”。所以在我国的追逃追赃链中，跟这些国家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2月17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在北京表示：“澳方将推动引渡条约的批准。我们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双边关系的诸多领域都不断取得进展，两国执法关系也应得到提升。”澳大利亚与中国2007年签署了引渡条约，但一直未获得政府批准生效。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成功召开。G20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反腐败成果文件。
尤其是《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重要原则，合作目标更加明确，合作措施和路径更加具体，把《北京反腐败宣言》变成行动。这是我国积极开展反腐外交，推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紧接着9月23日，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正式在北京揭牌，这是第一个面向G20成员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的机构，将为我国海外追逃追赃提供智力支持。
2016年9月19日，公安部对外公布“猎狐行动”工作组将浙江省公安机关通缉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从法国押解回国的案件，成为中法引渡条约自2015年7月17日生效后两国间首次成功引渡逃犯。
2016年9月22日，中国与加拿大正式签署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为追逃追赃工作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成为我国就追缴转移到境外的犯罪赃款对外缔结的第一项专门协定。
2016年11月21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基于JLG的中美反腐败合作机制日益完善，成果有目共睹。两年前中美在JLG框架内确定的5起重点追逃案件中，3起案件(包括杨秀珠案)所涉犯罪嫌疑人回国自首，其余2起案件所涉犯罪嫌疑人在美国被逮捕或被判处监禁。
截至今年11月，中国已与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合作关系，对外缔结48项引渡条约和59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今年新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12项，签署和续签6个双边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
今年11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发布了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执行摘要认为，中国将《公约》作为引渡、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的法律依据均是良好的实践做法，有利于高效地进行国际合作。执行摘要同时指出，中国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反腐执法合作。
此外，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和东盟首个反腐败领域合作项目《中国—东盟反腐败研讨班》也于今年11月在我国云南省举行。
而在2016年11月10日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第85届全体大会上，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高票当选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这是自1984年9月5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中国人首次当选该组织主席。这对于我国准备外逃或者已经外逃的贪官具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中央纪检委2016年12月9日公布的消息中就表示，2016年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中央追逃办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介绍：“人数下降，说明追逃追赃工作的震慑作用确实发挥了出来，也体现我们在防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延伸：追逃追赃工作关键节点
进行跨国追捕，或者规劝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自首，需要多部门、多渠道密切配合。为加强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组织协调，2014年6月，中国从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具体协调统筹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
从此打破“九龙治水”局面，一个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建立起来。2015年4月，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天网”行动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百名红通”一经发布，就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2015年4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潜逃海外14年又潜逃回国内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首个“红通”落网人员。
2016年4月，中央追逃办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
“天网2016”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其中，继续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结合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纪委机关开展出国(境)证照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从2014年到2016年，我国国外反腐的成果不断扩大，但追逃追赃依然任重道远，面临诸多难点和障碍。我们同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与有的国家尚未签订引渡条约，在客观上影响了追逃追赃的效率。与此同时，很多外逃人员潜逃时间长，增加了追逃追赃的难度。
对此，中央追逃办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强调，“不管跑多远，跑多久，不管有多难，我们追逃者的脚步始终不会停息，将始终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将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