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婚姻，因为涉外的特殊性，或多或少会遭遇这样那样的藩篱。面对林林总总的障碍，有些情侣得以成功跨越从而到达幸福的彼岸，还有些人在婚姻中四处碰壁最终被迫逃出围城。
中国人与日本人联姻的数量，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总数的首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日本一家大商社上班的中国人工藤女士十多年前嫁给了日本人。她告诉记者，当时她们的婚事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尤以她父亲最为坚决，理由很简单：“父亲的两个叔叔被日本人所杀，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此外，“母亲不想让我一人留在日本；哥哥则认为日本人不可靠”。
长达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在很多中国人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记忆，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对日本人乃至对子女涉日婚姻的态度。面对家里人的重重压力，工藤女士最终还是勇敢地作出了抉择。婚后，她随丈夫定居日本并生育了两个小孩，大的7岁，小的5岁。看到他们夫妻两人感情融洽，工藤女士娘家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家里人也就什么也不说了，只要我们好好过日子，他们就高兴。”
在日本，老人帮忙带孙辈的很少，日本男人大都工作繁忙常常要加班，而且下班后还要和同事或朋友去喝上一杯，大部分家务都要由妻子来承担。一位嫁到日本的中国姑娘在接受采访时，告诫那些打算成为日本人新娘的中国女性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自己为什么要嫁给对方？自己对对方了解多少？不但要了解对方的家庭状况、居住环境，更要了解不同文化背后的不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此外，宗教也可能成为分隔牛郎织女的一道“银河”。一位姓马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在中国攻读研究生期间认识了学校的外籍教师——一名犹太裔加拿大人。马女士嫁给他后一起来到温哥华生活。她到加拿大后从头学习金融行业，最后在一家金融机构做到了高管的位子，同时一双儿女也渐渐长大。
当别人对马女士的婚姻和家庭羡慕不已的时候，她却在两年前选择了离婚。她说，刚开始几年有过相对甜蜜的日子，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始终难以融入丈夫的圈子里去，她难以接受丈夫的犹太教习俗，而丈夫虔诚的宗教意识与她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等儿子女儿都考上大学后，她还是与丈夫分手了。
“我不想将就，不想为别人活着。既然宗教是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门槛，只好选择离开，”她说。
相比起来，来自中国甘肃省的马广智就幸运得多。马广智今年30岁，他于2010年旅居埃及，2013年与小他4岁的巴勒斯坦籍女子阿丽娅结婚。他对记者表示，他是穆斯林，会说阿拉伯语，妻子阿丽娅也会汉语，因此他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并无太大差异，婚后生活幸福美满。马广智的父母在他结婚前对这桩婚事有些顾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尊重了马广智的选择。
幸福美满的涉外婚姻并非没有缺失，对作了韩国媳妇的中国东北姑娘李红来说，她的这桩婚姻最大的缺失不是最初韩国人对自己的不友善，而是被迫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
李红的大学老师是李红和丈夫金先生的媒人，1995年9月李红和金先生在北京登记结婚，1996年3月李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跟随丈夫来到首尔。
“当时韩国和中国建交没多久，韩国又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韩国人在我眼里并不好客友好。来到不久，我就发现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做出很多改变。经过几天的思虑和斗争，我还是听从了丈夫家人的建议，加入了韩国国籍。”
“说实话，加入韩国国籍，我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在韩国的很多事情都要受到限制，包括找工作、享受医疗保险等，而我又非常想快速融入韩国社会，快些找到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位置。”
“当时我很纠结，毕竟是中国养我这么大，我怎么舍得呢？那天我哭了一整晚，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
尽管加入韩国国籍，在韩国这些年，李红说自己一直心系祖籍国，“这并非说大话，作为海外华人，我希望中国繁荣富强”。
如今，李红又决定参加韩国国会议员比例代表选举。内向低调的李红之所以决定参选，就是因为丈夫和公公劝她说：“中韩关系现在这么好，能为在韩国的中国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多好啊！”(执笔记者王丽丽，参与记者江亚平、冮冶、方艺晓、马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