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南非·来论

　　陶短房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佳，但人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却似乎特别看好。世行相关报告指出，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达4.9%（不包括南非则为5.9%），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预测2012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达5.3%，2013年更可达5.6%，

　　5月中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闭幕的2012年度世界经济论坛（WEF）非洲会议上，与会投资者、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致看好非洲发展前景，他们指出，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7个来自非洲地区，过去10年间非洲GDP总值已翻了三倍，未来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将“保5”当做经济发展目标。倘能实现，非洲将成为仅次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地区。

　　非洲大进军的阻力

　　人们看好非洲经济的理由很多，包括资源原材料丰富，人口红利巨大。今年7月的魁北克《非洲之声》杂志刊文指出，2040年非洲劳动力总数将达11亿人，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城市人口比例达50%，市场潜力无穷，2050年非洲将有20亿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其中新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6000万。

　　事实上中国也是近年来对非洲投资最慷慨的国家，目前有两千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0个国家，累计投资达200亿美元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制造业中。但事实上，非洲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制造业发展、不利于中国向当地转移制造业产能的因素。

　　由于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很快，内需市场开拓艰难，而传统欧美市场又因经济不景气欲振乏力，在此背景下，将中国制造业移向非洲，既可就近利用当地劳力、能源、原材料的便利，又可贴近最有潜力的市场，可谓一举两得。

　　但现代制造业仿佛一座楼房，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就是交通、城建、水电、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稳定的政局，而这三点，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或全部不具备。

　　首先，基础设施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交通、能源等方面问题多多，大多数非洲城市停电仍是家常便饭。在非洲约九亿的总人口中，有2.5亿人口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即使有电，电压也十分不稳定，这对于制造业发展构成瓶颈。除去电，南部非洲各国基础设施欠账实在太多，如道路、桥梁、码头残破不堪，年久失修，且不成网络，对于制造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

　　其次，虽然非洲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基本素质低下，劳动效率差，技术含量低，且大多数非洲劳工是文盲、半文盲，职业培训往往要从扫盲抓起，这对于本身还有语言、文化障碍的中国经营者而言，难度实在太大。非洲人的价值观、生活和工作习惯都和中国人不同，中国经营者惯用的加班加点、合同第一、奖金刺激、封闭式管理等等，在许多当地劳动者、乃至当地社会意识中，都是无法容忍的“恶劣经营行为”，容易引起反感，甚至引发恶性事件，这显然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

　　最后，南部非洲许多国家政局不稳，有的政府朝令夕改，时而用各种优惠吸引、鼓励外资，时而又翻脸不认人，将原先政策全部推翻。一些国家虽然较稳定，却贪腐成风，效率低下。更麻烦的是，许多非洲国家治安状况恶化。

　　还应看到，许多非洲国家还对制造业中的外资股本有严格限制，这让有意投资的外国客商不得不接受当地股份（而且往往还是大头）。这些当地股东有背景，又是地头蛇，往往干预企业决策，造成诸多棘手问题。

　　小规模制造业的机会

　　事实上，向非洲转移产能的几大先决条件，都是“看上去很美”。如“能源原材料价格优势”其实并不存在，因为非洲各国资源丰富，但主要用于直接出口。由于非洲本地加工能力弱，除非配套投资原料加工业，否则所获得的能源、原材料价格比国内并无优势。比如非洲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因国内炼油能力弱，成品油反倒要从美国、欧洲进口，成本居高不下，要依靠政府大量补贴才能勉强维持正常油价。

　　在布什时代，美国政府推出了针对非洲制造业的普惠制优惠，即非洲某些国家生产的某些产品，出口美国可以免配额、免关税。这是许多中资企业、尤其服装等“配额重灾区”产业热衷“走进非洲”的基本动力。但这条“合法避税”的通道因南非等国的频频抱怨，业已被美国“盯住”，彻底堵死。

　　即使有些在非洲意在利用美国普惠制的投资，也都曾遇到因当地劳力效率低、不愿加班赶工、对工资刺激无动于衷，从而造成合同逾期的事，而大量引入国内劳力非但会令成本大增，更将构成违反当地劳动法规的麻烦，并给当地人造成“中国人抢饭碗”的负面印象，后果同样严重。

　　一些在非洲发展小规模制造业较好的国家、如黎巴嫩、印度企业，经营上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首先，他们比较愿意雇佣更多当地人，而且尊重当地人的一些习惯，特别注重保护既有的销售网络，注重吸收当地股份（不仅吸收“官股”，也吸收民间商人股份），让更多的当地企业、当地人成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其次，他们派驻当地的工作人员不仅采取开放式管理，而且大多是居家携眷前往，和当地社区交流密切，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看得清摸得透”的老外，当地人自觉得比别的老外亲切得多、放心得多；此外，他们还热衷于一些社区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修葺社区体育设施、给学校捐款等，这些事虽然不大，却让当地社区觉得他们“不是外人”，隔膜感大为减少。

　　而与之相比，中资企业热衷“以我为主”，把国内那套原本不高明的管理术照搬到非洲，用“血汗工厂”的一套对付当地人，殊不知这种做法非但未能提高劳动效率，反倒招来有关方面的罚款和警告，更让工厂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尤其负责人，语言能力欠缺，另一些虽然语言方面不存在问题，但对投资国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等一知半解；许多中资企业懈于参加当地社区的公益活动，且越基层的公益活动越不耐烦参加；一些中国籍工作人员嫌非洲人“脏”，不愿与之吃饭、握手，或把憎嫌的神色溢于言表，个别人对非洲雇员的家属表现出不尊重、不耐烦的态度……这些都会让自尊心特强的非洲人觉得“中国人看不起自己”，影响彼此的沟通和交流，影响产业、企业的落地生根。

因此，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产能到非洲的条件，至今远未成熟。对于一些“小气候”合适的地方，某些适宜产能在充分调研，并配备熟悉当地情况得力人才、能保障资金链和市场链不断裂前提下，可能有很大发展空间。

　　中国制造业产能向非洲大规模转移的前提，是非洲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逐步还清基础设施的欠账，同时其国内、国际环境有实质性改善，第三产业、服务配套等发展到“适宜制造业落地”的水准。否则，与其冒着巨大系统风险，在非洲生产“比直接用船从中国运来还贵”的“非洲制造”，还不如径自从服务业投资起，一来船小好调头，二来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宜居”环境的建设。

　　作者系中资机构原驻非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