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纳尔逊·曼德拉辞世引发的半个多月来的曼德拉热，与清华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南非的启示》的面世与受热捧，是不是一次冥冥之中的巧合。
深谙人类历史的平静河面下暗流涌动的秦晖，遵循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逻辑，亮出了“从南非看中国”的新视角。
既非政治学家、亦非南非专家的秦晖，在17年里三写南非，而最新的这本书，赢得了“2013博库·全民阅读周刊图书势力榜”年度白银图书奖（非虚构类）。
因为先天性青光眼，秦晖教授右眼失明，而左眼视力仅有0.2。不过，他却目光锐利，洞见着人类社会在前行中的规律。
中国与南非
类似的经济奇迹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南非的启示》中观照南非时，您将这个遥远的国度时时与中国做对比。两国最引人注目的共性何在？
秦晖（以下简称秦）：南非与中国，共同的关键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厂”之称。该国自一战后制造业开始起飞，1965年制造业产值超过了采矿业与农业之和，成为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南非的铁路与电话均占到全非洲的一半，发电量更占全非洲的57%，人均用电水平与英国相当。
很长时间内，南非堪与当时经济发展世界最快的日本相匹敌。这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非常相似。
记：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并不在少数，那么南非的经济奇迹，与中国有什么共同特征？
秦：中国与南非的经济高速增长，引人注目的共同特点，我所看到的有两点——
一是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数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国的农民）消费能力低下，南非与中国一样长期“内需”不足，因此重在利用外资、开辟“外需”。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在经济奇迹时期，南非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该国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比并不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多数发达国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德而居世界第三。
记：有人认为近10多年来南非经济的颓势，实则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大有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秦：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
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这句话本身虽然属实，却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
当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时，就与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矛盾：流动劳工素质不易提高，绝大多数人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
话说回来，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较为平等地分享，不能帮助实现社会公平，那么经济发展本身的意义，也就被大大消解了。
关于道德感召力
和正义凝聚力
记：您在《南非的启示》中提到，1993年到1994年，南非国内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然而南非并未走向内战，而是实现了和平。曼德拉在这个奇迹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秦：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记：南非人民为什么会信赖曼德拉这样的政治家？
秦：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还看到了社会公正与道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格形象似乎比思想更重要。甘地反对工业化、主张自给自足、禁欲主义，然而不是他的这些主张，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现代印度的创建中起了巨大作用。
曼德拉、甘地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另一方面，他们有广阔的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
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不依靠英雄，因为已经形成了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的操作流程。曼德拉这样的英雄，还像过去那么重要吗？
秦：成熟的制度或许不再亟需个人英雄，然而缔造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却需要，尤其是曼德拉这样代表了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召力的“圣雄”，有之诚幸莫大焉。
如果一个社会，原有的权威整合机制已经失效，而新的政治整合机制又未建立起来时，想要避免无序，只有靠道德凝聚力资源。否则，“暴民政治”恐怕会难以避免。
在社会矛盾尖锐到一触即发的情势下，局势是为华盛顿、甘地、曼德拉那样的人所左右，还是为萨达姆、阿明这样的人所左右？此时具有决定性的，恐怕不是谁在学理上更正确，而是谁拥有更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义凝聚力。
这，或许是曼德拉带给世界最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