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 （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南非称之为“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 （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 “征发劳工”，（即征发劳工——持证 “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三阶段。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南非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南非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 “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 （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此时，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
在“经济奇迹”中，南非“进城黑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20世纪90年代更超过70%。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
“通行证”：沙佩维尔之痛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以及由政府建立的特殊强力组织）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早在1760年，布尔人当局就规定黑奴外出需持 “通行证”，1809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有类似规定。由于黑白人外貌易于区分，凡是非有组织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一出现就是非法，几乎用不着查证件就可以被拘留遣返，所以那时“通行证”还不重要。
“流动劳工”盛行后，非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了，“通行证”也就重要起来，以致到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南非的这种“通行证”阿非利卡语叫DomPas，相当于英语Pass。这个词由动词“通过”而来，演变为名词后我们习惯译为“通行证”。这种证件其实是白人当局准许黑人打工的证明。官方定义持证流动的黑人“只是暂时性”被允许留在城市，证件上标注有 “暂时寄居者”（TemporarySojourner）字样，其实译成“暂住证”更准确。通行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 “流入控制”（InfluxControl），白人当局通过它规定黑人劳工准入的地区与行业。南非官员认为，“暂时寄居者”的身份适合于黑人劳工，他们被允许工作，但他们不能被当作市民看待。
20世纪50年代的南非学者指出：“今天非洲人的法律地位是：警察可以在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逮捕在约翰内斯堡大街上走路的非洲人。”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每年都有大量“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留。如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南非并无 “严打”、“运动”的传统，南非黑人办这种歧视性证件也基本不收费。
《通行证法》一直是南非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对通行证法的黑人示wei者开枪，打死69人。“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在南非黑人的抗争中，当局出现了某种改良。1978年后对黑人的通行证检查“放松”了，黑人不必当场出示证件，只要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在以后几年里，黑人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对于不能出示通行证者逐渐改用罚款来代替拘禁。1986年，南非当局正式结束了人口流入控制，废除了通行证，但仍通过住房政策来维持对黑人的管制，通过清理“违章建筑”来驱逐他们。通行证法的彻底废除还是在南非民主化以后。
“没有贫民窟”的奇迹：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大量都市贫民，他们常常并不是都市原有居民“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 “自由”，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人们批评贫民窟现象，是出于同情贫民，希望国家提供住房福利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而绝不是主张把穷人赶走。他们往往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把穷人赶走的地方。所以，看到某个地方没有“贫民窟”，他们就会认为那里没有“贫民”而啧啧称赞。当然，南非不会得到这样的称赞，黑人与白人一望便知。南非的“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清理”黑人的结果。
按照南非当局的本意，“流动工人”应该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自己单身进城打工，打到30多岁青春耗尽，就回到“家园”自生自灭。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被榨干之后的归宿，只要禁止他们私搭乱建 （illegalsquatting）就万事大吉。因此官方在“白人城市”的边缘设立了许多 “集体宿舍区（dormitorytown）”或 “集体宿舍院(dormitorycompound)”，并设立了宿舍区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交通。
集体宿舍区的通勤交通比较发达，而棚户区则往往通勤不便。但是，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无法建立家庭生活。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kang议标语就是这种制度 “破坏家庭”、“毁灭儿童”。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MigrantLabourandSegregation）指出，他们“几乎是长久地与家庭分离”，而“对于年轻并且性行为活跃的夫妻而言，长期分居将导致家庭破裂”，许多打工者因此“从来没有形成过家庭”。
南非当局不会允许黑人在 “白人城市”里形成贫民区而打搅白人的安宁、破坏白人的审美情趣。于是在“清理”与反“清理”的长期较量之后，南非当局转而采取“城外城”的方式安置黑人家庭，于1930年在约翰内斯堡西郊划出一个 “西部区”（Western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
随着约翰内斯堡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展，当初划出来的“西部区”成为白人城区发展的障碍。为了扩大城市，开发房地产，就要把黑人赶到更远的郊区。于是在1945年，白人当局废除“西部区”，在更远的西南郊建立“西南城区”来安置黑人劳工。这里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20公里。以北京比喻，相当于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了“四环外”。
西 南 城 区 即 SouthWesternTownship，后来缩写为Soweto，即索韦托。当时对于Soweto这个缩写，许多黑人另有解释：索韦托就是SoWhereT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这就是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这种安排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这里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
种族隔离时期索韦托的恶劣条件举世闻名。这里陋屋连片，一望无际，聚居人口到20世纪80年代已达200万，远超过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它的公共设施简陋，治安恶劣，社会动荡。不仅犯罪率奇高，而且是各种黑人抗争事件的发生地与黑人解放组织的 “革命摇篮”。与之紧邻的“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却因“没有贫民区”比欧美城市还漂亮。“天堂般的约翰内斯堡与地狱般的索韦托”形成鲜明对比。
民主化后，约翰内斯堡允许黑人贫民入住，不再是“白人的天堂”了。但索韦托也不再是地狱。由于市场竞争向黑人开放，过去普遍贫穷的黑人出现分化，黑人资产阶级兴起，中产社区与“富黑人”的豪宅也在索韦托出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电力、供水、通讯、医疗水平都明显提高，体育场馆与学校也大量出现。今日索韦托已经从“隔离”中的纯粹贫民区逐步变成贫富混合居住的正常都市区。“索韦托就是sowhereto”的说法如今也已有了新意：So,whereto?Soweto,ofcourse!“到哪里去呢？当然是索韦托！”即将举行的世界杯主赛场就在索韦托，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民主南非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