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建交那些事（三）——曼德拉痛下决心

 

 

1994年11月30日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去信说：我们都认识到，要实现两国建交，就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绝不会接受“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愿对南非政府为发展两国关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做出积极反应。

 

应该说，“非国大”领导层对我方立场的理解是明白无误的。南非制宪议会主席、“非国大”总书记拉马弗萨就曾说过，台湾试图用金钱拖住南非，手法极为卑劣。在这一问题上，南非不应继续采取骑墙态度。

 

12月初，“非国大”召开执委会，讨论对华关系问题，曼德拉出席了会议。“非国大”执委会建议政府派一高级代表团访华，同中国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另外也将派团赴台湾，将有关决定通知台湾。会议就一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共识。

 

曼德拉对“非国大”执委会的决定表示同意，但他又认为，“非国大”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财政援助，不应被人视为“忘恩负义”，不能只凭一纸声明，就终止同台湾的关系，把台湾甩掉，而应派人赴台，将“非国大”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政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抵制。

 

1962年，恰恰在南非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台湾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领事关系”。1976年，又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十余年间，移居南非投资办厂的台商高达一万余人，合资公司、企业、银行等约有300 多家，台商还购买了大片的土地进行经营。这是台当局维系与南非关系的重要经济基础。

 

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期间，台与南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签署了数十项“政府间”协定，双边贸易额每年约15亿～19亿美元，南非顺差5 亿美元，得到了不少实惠。台在南非纺织及鞋业、塑料制品、箱包、金属加工等工商和服务业投资15亿～16亿美元，雇用员工4万余人，其中黑人占85.8%.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政治改革的发展，台湾极为担心将来黑人一旦掌权，台湾就会失去在新南非的阵地。因此，加大了对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示好的力度，频频招手，或派人出席这些解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或邀请其领导人访台，送上援助。

 

曼德拉执政后，台承诺捐赠4000万美元给为安置前“非国大”武装人员而建立的职业培训中心，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先后向其电力、电信、交通部门及小农计划提供了四笔优惠贷款。

 

台湾当局对南非欲与我们建交感到极为紧张，加紧在南非活动。1996年，李登辉向南非做出了每年援助5 亿美元的姿态。这年的8 月下旬至9 月初，台湾当局还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率团，考察南非的经济、贸易情况，与南非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和备忘录。徐立德还随口允诺，台湾将提供50亿美元资金，帮助南非建一座石化工业园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立德随口的允诺，反倒引起南非企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怀疑，50亿美元毕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啊。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再次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吴仪部长还从经贸角度说明了建交有益于两国的经济发展。

 

曼德拉总统表示，“非国大”绝大多数执委都支持现在就与中国建交。他们都清楚，如果南非不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是不会同南非建交的。但他又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希望能谨慎处理。

那年11月26日，曼德拉主动邀请我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顾欣尔共进午餐。落座后，曼德拉就说，他已做出了南非不晚于1997年底同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并说，当天上午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

 

第二天下午，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和帕哈德副外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希望于1997年1月开始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

 

台湾当局对南非新政府的决定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极大震惊。台湾“外长”章孝严急忙赶赴约翰内斯堡，试图挽回局面，要求南非方面重新考虑其决定，或将断交时间推迟三年，还表示，不然，台湾方面将做出强烈反应。

 

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抓住时机，积极响应。

 

江主席给曼德位总统复了一封长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希望即将开始的建交谈判能取得积极成果。他在信中说，值此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筹划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他愿与曼德拉总统共同探讨如何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最后，他邀请曼德拉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华。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长助理吉佩定赴南非进行“工作访问”，与帕哈德副外长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首轮谈判，递交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吉佩定分别会见了曼德拉总统和恩佐外长，向他们转交了江泽民主席和我的信。他还会见了南非议长、各党派的领导人，介绍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南非方面再次确认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场。

 

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谈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积极评价了新南非诞生以来，在非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说，中国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愿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与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诉他，1997年将是中国、南非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关键一年。为了顺利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使命，我欢迎他在1997年适当的时候访华。

 

与南非举行的第二轮建交谈判，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一些。6月8日，帕哈德副外长抵京，进行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一共进行了四天。最后，双方就建交公报和内部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并草签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