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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女难民的自述: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

  原标题:一位缅北女难民的自述: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跑

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缅甸过来的边民跑到土堆上观看对面缅甸境内山头交火的情况。刚刚发射的炮弹在空中留下一个烟雾圈。 图据东方早报  缅甸过来的边民跑到土堆上观看对面缅甸境内山头交火的情况。刚刚发射的炮弹在空中留下一个烟雾圈。 图据东方早报

  ■ 缅北战事不断。缅甸独立以来,几十年的内战让这个国家伤痕累累。

  ■ 自上个月开始的新一轮战事,仍然是在缅甸北部多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政府军之间发生的,与以往战事爆发相同,大量难民涌入中国边境,寻找栖息之地。

  ■ 连绵数十年的战争,让这里的百姓颠沛流离。人们从新闻里看到的多是宏观的报道,但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在中缅边境两侧的人,这么多年的战事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们又因为这样的战事陷入了怎样痛苦的人生?

  成都商报记者深入战争前沿,为你讲述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们的故事。

  缅政府要统一,独立武装要权利——2012年,15年的和平协议撕碎了。截至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和平协议撕毁以来,已有6万多人次的缅甸边民进入中国。

  今年11月20日凌晨,缅北的棒赛、木姐、105码、勐古等多个战略要塞,同盟军、克钦独立军等四支武装联合,向缅甸政府军发动袭击,战事再次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中国畹町设置了安置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40岁的宋兰婧是涌入中国边境难民中的一员,从十岁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战火的惊恐之下,“我一辈子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11月26日,在畹町的一家客栈内,她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逃亡故事。

  (注:正文以第一人称讲述整理)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德宏畹町

  A

  炮弹飞

  “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

  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我叫宋兰婧,今年40岁,身高1米50,体重147斤。我的头发,白了约3/4,这不是遗传的,这是生活所迫。

  我的祖籍,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村山头寨,父亲和三叔后来到缅北讨生活,最后他们都在缅北成了家,妻子都是云南人。我的三叔后来回了中国,他现在是一个中国人了。

  我出生在一个叫南茄的寨子,我在十岁的时候,人民军和老缅(政府军)正交战。有一天,父亲到山上放牛去了,妈妈带弟弟妹妹们,去云南龙陵逃难去了,我是长女,要留在寨子里守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还有一点点没落下,炮弹突然就在寨子附近的两个山头上空飞来飞去。

  我恐惧极了,将家里的一口缸打翻,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乱。不管是人民军还是老缅,他们经过寨子时,总是要菜要米,我们也都会给。

  1986年后,人民军改称同盟军,不久同盟军内部又分裂了,分为彭家军和杨家军,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缅北的部队太多了,我们有时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和谁在打。

  父亲当过村长和民兵连长,民兵负责寨子的治安,一共要当两次,每次要当三个月。民兵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哪支队伍占领了寨子,民兵就要为哪支队伍送信、送子弹、送饭。

  后来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很多重活,慢慢落到我身上来了。有一次,父亲要我帮他送一封信到水岩寨子去,从南茄到那里有两条路,近路要走一个小时,但路上没有一户人家,远路要走两个小时,要经过别的寨子。我走近路,把信送到一支部队的手里,天黑了,我一个人怕,走远路回了家。

  回到家,父亲就抱着我,说我总算回来了,今后再也不会给我如此危险的任务了。他告诉我,我送信的队伍,刚刚被另外一支队伍打跑了。如果我原路返回,我就会被发现通风报信,也就是“通敌”,我肯定就被枪毙了。

  B

  哒哒哒

  “枪声稍微平息,我们才敢出门”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

  22岁时,我嫁给了岳因果寨子的陈金才,岳因果的人赶集,要经过南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现在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嫁给他。我的丈夫,他太爱喝酒了,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他喝醉了就下死手打我,你别看我胖,我不敢还手,一旦还手,他打得更狠了。

  家里的几亩地,主要种玉米,活计基本由我干,一天到晚从没闲过。

  我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就是现在带着逃难的这个,才三岁多点。岳因果寨子也没有安宁,我第二个娃娃生下来没几天,军人就跑到寨子里,还在我家吃、住。

  一旦打仗,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的边境跑,有时是去保山龙陵,有时是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都是找亲戚避难。我的堂弟媳段芬兰,肚子里的孩子才4个月,也要跟着难民队伍拼命跑,几米高的土坡,也要闭着眼睛往下跳。

  由于不安宁,在缅北,靠干农活谋生实在太难了。两年前,我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来到了棒赛。畹町的对面就是棒赛。

  我住的是一户好心人家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只要交点水电费。我种了几亩玉米地,去年收成不好,今年就没再种。没事我就帮人家垄甘蔗地,有时还到畹町来找馆子洗碗。我还弄一些野生蜂蜜、野菜到畹町卖,但有时连车费都赚不到。

  11月20号早上7点,天还没亮,我们还睡在床上,就听到了第一声冲天炮“哒哒哒”的响声,第二炮响得更远一点,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1公里。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但我们还是很害怕,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到下午两点左右,枪声稍微平息了,我们才敢出门,那时棒赛的大街上全是人,大家拿着边民证,涌到畹町口岸,急着逃到中国去。

  整个下午,这个口岸挤满了难民,开始没证的不让过,后来难民太多,情况紧急,不管有没有证,中国方面都让过。

  C

  安置卡

  “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

  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当天一整天,边境都是乱哄哄的,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在安置点住下来。第一个晚上物资紧缺,气温又低,我看到几个中国边防兵将被子让给难民,自己只用一条毯子裹着,一晚上没睡觉。

  有钱的难民,在畹町住宾馆、客栈,还有的难民投靠在畹町的亲戚家。我在畹町没有亲戚,我也没和龙陵的亲戚说我在逃难,龙陵到这里太远,告诉他们不但没用,还会增加他们的担心。

  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有保障,小孩子还能领一些额外的面包和饼干,医生也会来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如果不舒服,就要及时和他们说,有病没病,他们都关心。今天,他们给14岁以上的难民抽了血。这两天我们配备了“缅甸边民安置卡”,戴着这张卡,我们才能出入,但不能太久。

  安置点没有电,晚上10点,大家差不多就全睡了。有的两家人住一个帐篷,有的三家人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最多可以住13个人,还有一些长帐篷,里面可以住十几二十家人。每天早上,管理人员都要我们把被子叠好。

  人太多,洗澡不方便。前天,堂弟媳段芬兰在畹桥客栈开了一间房,我这两天就带孩子来这里洗澡。

  我的公公婆婆还留在寨子里,老人们舍不得离开,说要守家。一旦打仗了,吸毒品的小偷就冒出来了,他们乱翻,什么都拿。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不管被哪一支队伍抓到,都要帮他们运子弹、送饭、带路。

  D

  只能等

  我们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

  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些年,我都是在这种担惊受怕中过来的。我现在听不得瓦片响,总觉得那就是子弹飞过来了。

  我们每天无所事事,主要是待在安置点打听前方的战事。无聊的时候,我就在微信群里唱山歌。能不能回去,我们现在只能等。中国的边防兵和我们说,那边危险,暂时不要回去。

  我的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在缅甸西博(音)的华侨学校读书,昨天我和她们通电话,学校还算安全。学校见我穷,免了她们的学费。老三寄居在龙陵县的姑姑家,也只需要交一点伙食费。

  这几个孩子,天天都要用钱,我每天都焦头烂额。心急的时候,我都要出来,到畹町的街上转转,看能不能找个地方打扫卫生,我跑了好多家宾馆,都说招满了。

  缅北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祖籍来自中国,我这样的人,也被称为“最后的中国人”,我们的身份证,是缅甸最底层的蓝色身份证。缅北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人靠赌场和毒品发了财,有的人脑子灵活,做玉石、木材生意,有房有车。而我是最穷的那些人,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战争却让我颠沛流离,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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